本文介绍了商议式民调，即实现传媒公共性的一种路径选择。首先，本文介绍了商议民主，这是一种有助于实现“善治”的治理形式。其次，本文介绍了商议式民调，这是实践商议民主的一种有效制度设计。最后，本文介绍了推动商议式民调，这是实现传媒公共性的一种路径。

在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治理模式中，以“文件政治”的视角进行逻辑推演，媒体被视作劳资利益协调机制的有机构成。然而，作为嵌入具体时空政经结构的一种社会机制，媒体在“实然”层面的作为，需要立足具体经验事实进行观察。当前中国已形成两类“主流媒体”并存的格局，一是“偏于政治权威性、影响力”的“传统主流媒体”，二是“偏于社会公信力、影响力”的“新主流媒体”。鉴于此，本文选择《工人日报》和《新京报》为个案探讨不同类型主流媒体的职工议题报道状况。通过对2000～2018年《工人日报》进行历时性观察，比较分析2018年《工人日报》和《新京报》的报道，发现问题，并提出建议。

媒体如何报道职工议题，是观察和定位职工群体状况的一个重要维度。职工议题是指涵盖职工群体的收入、就业、社会保障、职业安全、职业卫生、劳动关系等诸方面状况的议题。基于研究目的，本文设计了两个衡量指标——“职工议题的媒介能见度”和“职工群体的媒介话语权”。前者主要是指媒体对具体职工议题的呈现频度；后者则侧重于职工群体在具体报道中能否发声。考虑数据的连续性、研究的可行性以及样本的典型性，本文选择传统主流媒体《工人日报》作为个案进行考察。通过分析2000～2017年间相关报道，笔者发现：职工议题的媒介能见度可描述为“非均衡的呈现”，职工群体的媒介话语权则呈现为“弱主体性表达”。为改善这一状况，根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工作导向”精神，笔者提出相关制度和政策建议，现有“国家—媒体”关系需要审慎而积极地调整，主流媒体应提升公共性以更充分地履行社会责任，媒体系统诸行动者应共同致力于为多元主体赋权。

在风险社会和数字新闻业的双重语境中，本报告从媒介能见度、媒介话语权、媒体角色三方面，通过个案研究和数据分析考察2022年度中国职工议题媒体报道状况。经由综合评估“新闻行动者网络”中多元行动者的实践状况发现，本年度职工议题的媒介能见度状况、职工群体的媒介话语权状况、职工议题报道的媒体角色完成度，均呈现为“总体良好”。不同类型的媒体经由常规框架内的灵活调适，能够正视人口负增长、加速老龄化等多重风险因素在国家、社会、个体层面的影响，对风险的敏锐识别与多维建构取得一定成效。不同类型的媒体均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议题，在新闻制度环境决定的边界内，寻求多角度、多层次去反映这一群体的意愿和诉求，大体拼搭出一个主体性表达的完整框架。不同类型的媒体能够较好地完成“告知”“合作”“促进”“监督”这四种规范角色类型中的一种或多种，积极进行舆论动员和事实报道，在凝聚共识和社会监测方面也有可见的作为。在数字社会中，平台作为信息传播渠道，其内容审核与隐性调节对于职工议题尤其是其中风险性议题报道的“社会能见度”有着重要影响，应进一步规范平台的信息处置行为。为有效发挥工会的“桥梁纽带作用”，需要积极探索建设特色新型主流媒体，切实增强工会的议程设置与价值引领能力，充分实现党和国家与亿万职工的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