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韦伯和福山关于中国人信任所提出论断的片面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论点和假设，进一步通过问卷调查对此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对调查结果的分析表明：①在中国人所信任的人群中，既包括具有血缘家族联系的亲戚和家庭成员，也包括血缘家族联系之外的亲密朋友；②关系因素对中国人的信任具有明显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主要产生于关系中所包容的情感因素；③中国人的信任既包括以人际关系为基础而建立起的特殊信任，也包括以观念信仰为基础而建立起的普遍信任。

新生代农民工广泛深入的社会参与有利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从社会交往、社区关系和社会组织参与三方面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参与状况。在社会参与总得分上，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参与总体水平在各劳动群体中位置偏低。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弱关系网络”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中的作用更加突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关系呈现出个体化、原子化的趋势，社会组织的参与水平较低。性别、迁移距离、受教育程度、单位类型等都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参与水平。

研究集中探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在农村衰落的背景下，国家的新农村建设政策对于农村发展的效应，以及这种效应在不同类型农村间的变异。其次，分析不同农村类型所代表的农村拉力对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依据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基于农村流出地调查法收集到的农村劳动力人口调查数据，我们发现，新农村建设在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发展的同时，国家理性导致了不同类型村庄之间的投入存在差异。新农村建设形塑下的农村发展类型，影响农村劳动力人口的流动，市场力量导致的农村劳动力流出和流入的马太效应被国家新农村建设政策反向修订。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中等收入群体——逐渐发展壮大，成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随着中等收入群体队伍和力量的壮大，社会各界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关注与讨论也日益增多。其中，“谁是中等收入群体”和“如何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是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在现代社会，职业成为一个阶级或阶层最为重要的特征。人们所做的工作决定了他们及其家庭的经济状况、生活环境和价值观念等，进而决定其社会地位。而学术界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也普遍将“职业”作为划分中等收入群体的普适标准之一。因此，深入探讨中等收入群体的职业特征，对我们了解中等收入群体有着重要的意义，也为国家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供参考。本文利用上海大学“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从就业身份、职业和单位类型、职业稳定性等方面分析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职业特征，并讨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职业特征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推进以及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中间阶层这一社会群体也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为了深入了解我国中间阶层的群体特征，2014年11月至2015年10月，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统一组织在北京、上海、广州三个特大城市开展了“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本报告依据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聚焦中间阶层人口所具有的群体特征进行分析。本文对中间阶层群体的家庭经济状况、工作状况、生活方式、阶层认同、社会态度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并进一步与非中间阶层以及各群体在不同城市的差异进行比较，从而对北上广中间阶层的生存现状有一个完整的呈现。

本文是基于旅游行为的分析，对特大城市中产阶层的国家认同研究，主要包括：一、前言；二、文献回顾；三、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四、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五、结论与讨论。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中间阶层的规模不断扩大。尤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地区，中间阶层的比重相对更高。本研究报告基于对北京、上海和广州三个特大城市的随机抽样调查，研究三地中间阶层的现状。在推定各地中间阶层规模的基础上，着重报告了中间阶层在经济状况、工作状况、生活方式、阶层认同、社会生活等方面所具有的特征。通过对北上广中间阶层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首先，中间阶层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中间阶层规模的不断扩大，对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其次，中间阶层的社会态度和价值观念中包含非常多的正能量，对其他社会群体具有积极的引领作用。再次，中间阶层的形成更多的是通过市场渠道，是市场经济的主力军。最后，中间阶层规模的扩大对于我国社会避免两极分化和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使社会结构朝向更加合理的橄榄形社会迈进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是对2011年中国基金会发展情况所作的报告。首先介绍了中国基金会的历史演进，然后分析了基金会发展所呈现区域间的不平衡的情况，之后分析了公募基金会与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特征，最后进行了总结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