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规模化的流动已成为中国农民家庭变迁的重要结构性力量。流动带来的去地域化，侵蚀和破坏着血缘、地缘关系高度重合的中国父权制家庭，但其所致的家庭制度变迁不仅具有解传统作用，同时也是一个传统重构的过程。父权制家庭在解构中延续和重建，是体制约束、市场主导和父系父权自身延续的需要三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一流变的家庭形态不仅为“身在城市，根在农村”的流动农民提供了低成本生存发展的基础，也以其特有的弹性适应能力，成为应对农村社会因变迁而生的矛盾冲突的缓冲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起到了消解社会紧张的作用。

自1984年中共中央出台1号文件允许农民自备口粮进城开始，20多年来，数以亿计的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显示，2006年全国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已达1.3亿，相当于26%的农村劳动力参与到流动大军中来。如此规模巨大的流动，不可避免地对中国乡土社会形成了巨大冲击。流动，已成为影响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村性别关系的重要结构性因素。本文旨在对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性别关系做一回顾性的宏观分析，并采取两种结构化交互分析的策略：分析在城乡二元制度、农村父权制家庭和市场等多种结构性力量支配下，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怎样的性别化特点；将流动作为结构性因素，分析持续二十多年的城乡流动，给农村的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带来了怎样的变迁，这些变迁又怎样影响着农村的社会性别关系，以及对农村妇女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本文使用文献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除了引用已有的研究文献，主要基于笔者近年间对江苏、河南、安徽等省的农村调查以及对流入南京、无锡、常州等市的农民的家庭调查资料。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制定的《北京行动纲领》（以下简称《行动纲领》）将“妇女与经济”作为国际社会和各国的关切领域之一，同时也是全球治理的重点之一。1995年以来，经历了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快速转型的阵痛，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劳动就业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受此影响，妇女在经济权利及资源获得等方面都遭遇了巨大挑战。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和我国政府也在为降低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推进社会公平和社会保护的工作而努力。因此，这20年是我国政府对相关国际公约做出承诺且密集出台相关政策法规的时期，是我国妇女组织蓬勃发展，并为消除性别歧视、赋权妇女而奋斗的时期。因此有必要对20年来中国妇女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做出系统回顾和分析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和建议，以更积极的姿态面向未来。

农村人口跨地域的大流动改变了农村村落居住模式，加快了个体与家庭、子家庭和父家庭的分离；受流动影响，农村家庭代际交换的内容、时序、交换规则都发生了变化。伴随工业化而来的“个人化生产”逐渐取代“生产的家庭化”，也使在劳动市场缺少竞争力的亲代地位加速衰微，在代际交换中的议价能力下降；市场对生活世界的侵入，使得代际交换变得更具工具理性，传统交换的均衡互惠原则被破坏，并朝着不利于亲代的方向变化。但老一代并非完全的无能为力，他们利用新的需求和供给稀缺，抗拒成为一个依赖者，他们通过自立、自我储蓄等种种策略，也使大流动下的代际交换在寻找新的平衡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农村贫困人口逐年下降的同时，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总规模和贫困发生率却有明显的持续上升趋势。随之而来的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加及其社会边缘化的倾向，严重地影响到社会的公平公正和进步发展。因此，中国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始，初步建立起了城市反贫困体系，却仍存在许多问题。与此同时，城市贫困的生成在不同地区、不同性别和不同社群之间是有差别的，因此分析在当今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城市贫困的成因以及哪些群体最具脆弱性、最具陷入贫困，无论从贫困的识别、贫困的削减还是贫困的预防角度出发，都是有必要的。

本文通过高校青年学生观赏外来电影电视，分析不同性别话语在文化全球化的今日中国是如何形成话语竞争的。文章认为，消费主义和“传统眷恋”情结成为当下屏蔽和消解女性主义的两大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凭借流行元素巨大的传播能力，不同性别话语得以进入中国，又为中国提供了跳脱单一语境、重新审视性别文化的可能。

文章根据《北京行动纲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为研究框架，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在保障妇女经济权益、改善妇女经济地位方面取得的制度性成就，并从农村女性流动与就业机会增加、女性经济参与层次得到提高、女性人力资本普遍增强、民间组织蓬勃发展等方面介绍了实践性成果。接着，作者探讨了女性在经济权利争取与保障方面面临的挑战与问题。最后，作者针对现实情况提出了一些意见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