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系家庭制度中，作为父亲家庭的非正式成员，不承担赡养父母和家计责任的女儿，越来越多地在娘家的经济和家庭福利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本文围绕这一农村家庭和社会的新风俗，深入分析探讨了儿子和女儿赡养行为的不同伦理基础、女儿赡养的伦理被建构的过程，以及这一风俗所呈现的性别间的社会公平问题。本文认为，女儿的赡养行为折射出农村家庭在社会变迁中，兼容传统和现代两种结构，彼此既有冲突又有混合和互补的现状。

“青年之家”是为适应现代青年日益加剧的流动性和多样性特点，以青年发展和成长的需求为导向，通过开展各种服务和活动把青年凝聚在一起的综合服务平台。通过分析北京青年汇的基本运行模式及其发展发现：北京社区青年汇是团组织融入团员青年社会生活的有效载体；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队伍日益壮大，社会组织发育更加充分，政府购买服务机制不断完善，信息网络技术全面普及，这四个因素是推动北京青年汇发展的重要条件。本文认为，为适应现代青年日益加剧的流动性和多样性，中国“青年之家”综合服务平台需在资源、队伍、管理和影响力上进一步加强。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增多和人均寿命的延长，养老服务问题变得严峻，家庭在养老服务中的作用引发学界和政策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从当前家庭在我国养老服务中扮演的具体角色、我国家庭养老服务相关政策、家庭养老服务的未来发展分析家庭在我国养老服务中的作用及问题。通过对相关数据和政策分析后发现：整体来看，无论是主观意愿还是实际行为，家庭依然在我国养老服务中发挥着首要的作用，但家庭的负担和压力明显；我国虽然制定了一系列养老服务政策减轻家庭的负担，但直接针对家庭及家庭成员的家庭政策还比较缺乏，现阶段应及时制定一些具体的、直接针对家庭的政策支持以减轻家庭在目前家庭养老服务中碰到的困难和压力。从长远来看，养老服务社会化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但在制度设计和实施时，家庭某些不可外移和替代的功能也不可忽视。

家庭代际关系是家庭关系在纵向上的表现，包括亲子关系、婆媳关系、岳婿关系和祖孙关系等。其实质和核心是亲子关系，即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共同构成家庭关系的两个基本主轴，其他家庭关系（包括亲属关系）都是由这两个基本关系衍生出来的。从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到个人漫长的生命周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家庭代际关系都是一种人类社会中所特有的对个人和社会有着重要影响的关系。对它的科学研究或许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事，但在笔者看来，对于这种关系的重视可谓自 古已然。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随后而至的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人口迁移流动频度提高、社会福利和家庭结构多元化等因素不断地改变着传统 的家庭代际关系，对社会和个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使其自身成为西方理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代际居住距离是从外在结构上观察代际团结和融合最直接也最客观的维度之一，它是家庭代际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以帕森斯和古德为代表的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核心家庭孤立化是社会经济高度发达不可避免的产物。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成年子女从农村走向城市；随后，城市里的职业分工进一步加剧，成年子女不再能够子承父业，教育以及城市里不同区域的就业机会使家庭结构逐渐趋于核心化、非亲属化。新的工业系统需要灵活的、适合流动的家庭形式——核心家庭，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空间距离不断扩大。虽然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受到后来众多学者的批判，但它的一些观点在西方学界关于“家庭衰落”的讨论中得以延续。当“家庭衰落”的假设运用于成年子女与父母的关系时，学者们主要关注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居住距离，认为20世纪上半叶以来出现的父母与成年子女分开居住的趋势已经明确地表明，家庭除了生育和养育的核心功能还存在外，其他的功能已经退化。根据这种观点，核心家庭从扩大的家庭中孤立出来有效地促成了代际“断裂”。但也有一些研究认为，虽然成年子女与他们父母在空间上的距离有逐渐扩大的趋势，但成年子女并没有从父母家庭或亲属家庭中孤立出来，他们和父母以及其他亲属依然保持着频繁的联系和互助。他们对父母的责任感和亲密感并没有随空间距离的分开而减小。这种代际空间距离跟个人生命周期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家庭代际关系的内容丰富多彩，既包括面对面的联系，也包括不受空间距离限制的家庭代际关系形式，如经济支持、礼物、建议和情感等。面对面的联系，比如帮助照顾孩子、料理家务等会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大而减少，但其他形式的代际关系，如经济支持、礼物、建议和情感支持似乎不受物理距离的影响（Litwak，1960）。不过也有学者发现，空间距离会减少代际所有互助形式的发生（Rossi & Rossi，1990）。代际空间距离成为许多家庭代际关系研究讨论的起点。

代际联系团结是从行动上来反映家庭代际关系的指标之一，通常用代际联系频率来测量。对代际联系频率的测量已成为研究老年家庭的西方学者重点关注的对象（Bengtson et al.，1985）。家庭成员在老年人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是老年人社会经济和工具支持系统中非常重要的部分（Shanas，1962，1980；Brody，1983，1985）。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拉开了代际空间距离，但一直以来的研究却表明美国的代际联系并没有由此中断。相反，它一直是美国家庭生活延续的、经久不衰的景象，经常性的互访、电话和信件联系，不远的彼此居住距离已成为美国成年子女与父母的家庭代际关系特征。家庭成员同时也是人们首要的求助对象（Shanas，1962，1980；Brody，1983，1985）。代际之间的联络和互助依旧是当代美国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布洛迪在1980年通过对丹麦、英国和美国老年人的比较研究发现，84%的美国老年人在最近几周里至少能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次（Brody，1980）。另一项研究也表明，大约有3/4的美国老年父母会在一周里或半周里见到自己的孩子（Troll，1971）。一项对美国中西部成年子女的调查发现，70%的成年子女至少会在一周内看望自己的父母一次（Cicirelli，1984）。另一项对美国西南部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大约有2/3的老年人一个月内能看到几次自己的孩子（Mancini & Blieszner，1985）。1990年美国退休协会家庭代际关系调查（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Survey，IRS）在全国选取了各个年龄层的具有代表性的成年子女样本。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成年子女与自己的父母居住在一个小时车程的距离之内，69%的成年人每周都会与父母联络一次，20%的人每天都与自己的父母联系（Lawton et al.，1994）。不过也有研究者注意到其中的一些细微变化。比如，克瑞密斯和他的同事在1990年通过比较两次全国的调查数据发现，老人每天能看到孩子的比例从1962年的约1/2下降到1984年的约1/3（Crimmins & Ingegneri，1990）。

与代际情感相关的议题在20世纪60年代便被提出，代际情感具有维系家庭成员关系的特质，成年子女和父母的正向情感被视为“家庭代际关系品质”的重要表现（Mancini，1989）。然而，回顾相关的家庭代际关系研究相关文献，代际情感团结的实证研究却不是太多。美国已有的研究发现，无论是以老年父母还是以成年子女为研究对象，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间的情感团结度都很高（Bengtson et al.，1985；Rossi & Rossi，1990）。绝大多数的成年子女回答他们与父母之间的感情亲密。IRS所采集的成年受访者样本中有80%的人回答他们与父母的情感亲密（Lawton et al.，1994）；NSFH所采集的成年受访者样本中有超过1/3的人将他们与父母的情感归结到“非常亲密”这一类，只有10%的人与父母的情感在一般及以下（Lye et al.，1995）。NSFH的数据同样显示代际的情感帮助和支持是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最主要的交换类型（Eggebeen & Hogan，1990；Hogan & Eggebeen，1995）。其他全国样本和地区样本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其中包括那些同时访问成年子女与父母的调查（Aldous，1987；Bengtson & Roberts 1991；Booth & Amato，1994；Spitze & Logan，1991）。

史文斯坦和本特森主张将六个团结划分为两大类：一是潜在的团结（latent solidarity），指的是认知和情感因素，如孝道责任及代际情感；二是外显的团结（manifest solidarity），指的是家庭生活中的结构形式、相互联系和功能支持，认为潜在的团结具有促使代与代之间外在团结的力量（Silverstein & Bengtson，1997）。由于代际规范和态度在形成人们的期望和态度、指导人们行为方面的重要性，家庭社会学家一直在研究家庭规范和态度在家庭成员支持系统中扮演的角色。这些家庭态度和规范与孝道责任的类型和程度有着很大的关系。作为代际团结的组成部分，家庭代际规范和态度可以被概念化地标记为对孝道责任（家庭责任）的感知程度，因此，代际规范团结和共意团结也可以被看作代与代对孝道规范的赞同程度（David J.Mangen et al.，1988）。

功能团结是家庭代际关系的另一个行动维度，指两代人在资金和劳务上的互动。用代与代之间在劳务和资金上的相互支持来测量。代与代之间的这种资金和劳务交换是家庭代际关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Mancini & Blieszner，1989）。家庭成员视彼此为可依赖的、持续的支持来源，代与代之间的支持关系不仅是双向的，还贯穿了整个生命历程（Bengtson et al.，1985；Rossi & Rossi，1990）。历史上，家庭曾在个人的生活中扮演了主要的经济角色。在工业化普及之前，家庭是主要的生产单位，个人的生存依赖于家庭内的分工和合作。工业化使工厂生产的产品替代了家庭生产的产品，工资代替家庭产品成为人们生存的来源。在现代社会中，家庭成员在经济上的合作不再是个人生存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是，个人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与他人的物质和服务交换，这些物质和服务交换经常发生在家庭之中。基于过去30年中大量关于美国家庭的调查和研究，家庭研究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美国成年子女与他们的父母之间存在着大量的、持续的帮助和交换。其中大部分的帮助是相互的，不过父母通常要在他们变得年纪很大或身体很虚弱的时候才会成为互助网络中的受益者（Bengtson et al.，1985；Mancini & Blieszner，1985；Troll，1971）。但全国家庭与住户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Families and Households，NSFH）的调查数据表明，早期的研究可能高估了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交换程度和交换频率。在各个年龄段且至少有一个父母在的成年人当中，55%的人没有为自己的父母提供任何的支持，56%的人没有从他们的父母那里得到任何的支持。尽管大概有1/4的人报告说他们曾得到过父母的情感支持或给予过父母情感支持，在资金和劳务上，只有17%的人说他们得到过父母经济上的支持，只有4%的人在经济上给予过父母支持（Eggebeen & Hogan，1990）——这是成年子女的回答。父母方的回答同样显示他们与成年子女之间的交换不高，大部分人并没有卷入获取或给予的交换行动当中（Eggebeen，1992）。一项研究表明，在55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只有20%左右的父母从他们的成年子女那里得到了劳务上的帮助，资金的帮助则更少，只有大约4%的父母从他们的成年子女那里得到过帮助（Hogan & Eggebeen，1995）。

家庭代际关系是家庭关系在纵向上的基本表现，是家庭研究的传统话题。在传统社会中，家庭作为一种基于血缘和婚姻关系的道德实体，其内部结构是相对稳定的，这种稳定性和流动性牢固地拴住了家庭中的每一个人，父母控制着家庭的重要资源，家庭成员依附于这个集体，家庭在养老和抚育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工业革命改变了这种传统的家庭结构形式。城市化和工业化使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在空间上使年轻一代与父母分离；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城市内的职业分工更为细致，工人阶级的亲属关系因雇佣劳动而变得离散了，工人阶级因各种不同的工作机会而分散，很少有时间在一起。连资产阶级的家庭也同样被资本的力量分解了。以分工为基础的现代社会，职业关系成了人们自身本质的规定性，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不再能够子承父业；教育、流动和职业竞争进一步拉开了代际距离，社会保障制度从制度上使这种分离在现实中成为可能；接下来的人均预期寿命延长、人口老龄化、个体化、家庭结构多元化等继续冲击着传统的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家庭代际关系，使其愈加复杂和多元化，给社会和个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与家庭代际关系在当代社会中发生的巨大变迁相对应，西方家庭代际关系研究的理论视角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早期的家庭代际关系理论以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为代表。该理论认为核心家庭孤立化是经济高度发达社会不可避免的产物。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家庭结构逐渐趋于核心化、非亲属化。人们为了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得不拉开他们同父母在空间上的距离。扩大的亲属关系已经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牺牲品或障碍，而教育、医疗保健及社会互助机构的发展，则进一步减小了人们对亲属关系网的依赖程度。核心家庭孤立化被看作老年人和青年人适应现代社会功能的结果。除了“核心家庭孤立化”，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关于家庭代际关系的另一个核心论点是家庭代际关系模式发展的“一元化”和“西方化”。在该理论传统的影响下，“家庭衰落论”一度在家庭代际关系研究中占据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