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称“二战”）以来，全球经济持续增长，从“以生产为主轴”的社会转向了“以消费为主轴”的社会，消费主义在全球兴起。消费社会的口号是“你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所有的一切都以你的欲望为中心”，广告在不断地煽动着人们的购买欲望和享乐主义消费文化，调动着人们通过消费实现自己的物欲、权力欲、地位欲和表现欲，让人们去追逐一种“假如我拥有”的梦幻演绎。但是，这种“消费成瘾”的生活方式却导致了节节攀升的犯罪率。“攀比型消费”使得人们为了在社会地位和声望的竞争中胜出，不断地向更高的消费“制高点”冲刺，人与人之间展开一轮又一轮的消费攀比和竞赛，最终便是消费彰显标准的水涨船高。“攀比型消费”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分化，穷人们也想过上富人们所炫耀的生活，当达不到富人们的消费水平时，便流露出不满和悲观的情绪。穷人们的“期望差距”越来越大，“仇富心理”日益加剧。特别是对那些“不法富人”，他们更是充满着仇恨，最终通过一系列极端行为来表达对这个社会的不满。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逐渐成为城市建设中的主力军。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例也日益增加，并成为侵财型犯罪的主体，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缺失和城市消费革命视角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原因主要是个人的社会资本来自地缘人际关系网络，社会网络狭窄并具有高度的封闭性；社会纽带断裂，差序格局中乡土关系网络瓦解，团体格局中理性关系网络脱嵌；从社会组织中能获得的社会资本甚微，无处参与；社会信用缺失，从被企业伤害到企业被伤害。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难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在城市消费革命所引发的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通过抢劫、盗窃、敲诈勒索等侵财型犯罪满足他们享乐主义的人生目标。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增加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首先，增强农民工的个人社会资本，使其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其次，大力发展农民工组织，增强农民工的组织型社会资本。再次，加强和谐社区建设，消除歧视和隔阂，增强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最后，加强制度建设，填补农民工“城市化”中的制度性社会资本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