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总结当前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要治理活动，结合地方政府与地方经济治理的有关研究成果，呈现地方政府在经济治理活动中的行为表现，展示地方政府治理经济事务的运作逻辑。

本文以东北某农业乡镇——特拉河镇为例，分析了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乡镇财政结构的变化，以及在这种结构之下乡镇政府的项目包装行为。税费改革之前，乡镇财政主要是一种“向下要”财政结构，乡镇政府通过向农民征收税费实现本级政府的财政收入。税费改革之后，“项目财政”成为乡镇政府增加本级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这种财政收入的获得是乡镇政府通过申请“项目资金”来实现的。通过对特拉河镇大鹅养殖项目的考察，我们发现，在申请项目的过程中，乡镇政府将大鹅产业链条上的每个环节都包装成项目，以向上级政府申请资金，并通过虚报数量、宣传、政绩化等手段提高项目申请的成功率。笔者认为“向上要”财政结构决定了乡镇政府的项目包装行为。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重大决策，再到党的十八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应对社会问题，回应社会需求，探索社会治理方法，积累社会治理经验，逐步实现社会治理结构的合理化、治理方式的科学化、治理过程的民主化，有力地推进了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本章将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治理和秩序建构的变迁过程，在建立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回顾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党的十八大以来三个时期的社会治理路径和由此建构的社会秩序，在呈现社会治理变迁线索的同时，总结新中国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着眼未来进行前瞻性思考。

在中国转型背景的政治舞台上，持续上演地方政府干预地方经济并谋求晋升的场景，本文援引的四东县产业打造案例亦是这一序列上的政府“故事”。在地方政府竞争领域，产业发展指标因其独特优势而成为上下级政府共同认可的政绩衡量标准，围绕这一指标也形成了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激励结构。在这样的激励结构下，乡镇政府将产业发展作为行动目标，并动用政府掌握的各类资源打造某项(些)产业。为了在政府间竞争中获得更大效用，乡镇政府官员往往会选择打造与其他乡镇相区别的产业，新任政府官员也会选择打造与本乡镇原有产业相区别的产业，即采取打造典型产业的策略。每个乡镇遵循的这种产业策略最终形成了在县域层面上产业区别度高、更新率快、典型性强的产业格局。到目前为止，以产业发展指标作为官员晋升标准，带来的四东县产业发展局面还是比较乐观的，每个乡镇都拥有并认真经营本地的典型产业，全县产业繁荣有序，但这种评价体系导致的短期内产业更换频繁是不是产业发展的最佳路径，能否给产业参与主体——农户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能否带动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尚需更长时间的观察。

社区共治是上海近些年在社会管理和社区建设领域新的探索，是社区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协商处理社区公共事务的一套工作机制。在治理层面、治理主体、事务范围、占有资源、工作方法和制度化程度上，社区共治具有与政府管治、居民自治相区别的独特性。社区共治通常采取项目化运作的模式，这一模式体现在街镇整体社区事务的推进和具体项目的执行过程中，项目化在高效解决社区公共问题的同时，也有可能给社区发展带来后续治理问题。社区共治应该从制度建设和实践推进两方面着手，逐渐培育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和素养，让更多的人关心社区事务，增进社区认同。

本文集中于有关当代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研究的研究方法、基础理论假定、模型建构，尝试以经济社会学为视角，在基础理论与现有地方政府行为研究的对话中提出新思考和新困惑。本述评撷取与地方政府行为有关的若干理论片段，凸显基础理论在解释和思考中国当代政府行为现象上的“探照”作用，肯定并展示以中国经验对话基础理论、发展基础理论的广阔可能性。

改革开放40年既是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时期，也是中国推进社会治理转型的时期。40年来，中国的社会治理逐渐受到重视，从处在边缘地位到成为政府基本职能，再到上升为“五位一体”战略层面，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在履行社会治理职能和推进社会治理转型方面，政府始终作为责任主体，一手抓问题排查整治，一手抓体制机制建设，主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积极优化社会治理方式，逐步明晰政府责任。伴随中国社会治理体制逐步完善，社会治理转型中政府职能变革与调适的线索得以凸显、理顺，变得更加明朗。

社区活动不仅贯穿于社区事务的各个方面，而且是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的主要依托载体，开展社区活动是撬动社区发展的第一步举措。本文在经济社会学视野下，通过划分社区活动的准备、发动、运作与持续等阶段，结合实证调查，对社区活动中的相关现象进行整体性解释。笔者认为，首先，在社区活动启动阶段，居民作为一个理性行动者，在是否参与、如何参与社区活动上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做出选择。社区成员意识到社区活动的意义和效用激励，能够为社区活动提供准备，社区活动得以启动。其次，在社区活动运行阶段，不同参与者在社区活动中互动与博弈，分工与合作，发挥相对优势，建立集体行动准则，社区活动得以平稳运行。再次，在社区活动的走向上，社区活动受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双重约束，制度与行动的“互构”规定了社区活动的走向，通过导向常规化路径，社区活动的瓶颈制约可以有效化解，保证其持续开展。

城市社区服务是在政府主导下，由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市场以及居民共同开展公益性社会服务和便民生活服务的一系列活动，社区服务的开展过程也是服务供给与居民需求相互匹配的过程。城市社区服务供需匹配强调效率逻辑，代表社区服务的规划思维，是应对社区服务多样化的资源配置策略。本文以供需匹配为导向，在分析四类供给方式相对优势以及重视居民需求意义的基础上，以上海浦东新区老年人需求为例,从需求内涵复杂程度、需求情感涉入程度、需求数量规模程度等三个方面对居民需求进行了维度分类，并尝试构建一套新型的社区服务供需匹配体系。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服务正处在从侧重数量向侧重结构转型的阶段，为实现供需匹配创造了现实条件，应以此为契机加强设计，推进社区服务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