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北京市社会矛盾总体趋于缓和，随着政府积极推进住房保障、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改革，以公共政策为主的矛盾缓解机制起到了积极作用。本研究发现，2014年北京市经济社会改革取得成效，依法治国方面的主观矛盾水平降低。不过，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局部利益矛盾值得关注，以民生问题为主的物质性矛盾是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人们在遇到矛盾问题时，七成以上会以较为平和的行为方式解决，但在网上抱怨问题的比例上升。居民在遇到物质性矛盾时，更倾向于选择自助行为，且行为选择倾向受到阶层认同的影响。社会矛盾水平与居民对矛盾的主观认知相关联，政府应关注社会公众的隐性不满，通过对社会矛盾的量化研究，挖掘社会矛盾的深层次原因，有针对性地缓解和解决社会矛盾纠纷。

2012年北京市社会矛盾有所缓解，但依然处于中度矛盾区间。调查显示，居民在利益受损后自行解决矛盾的意愿连年增强，物质性矛盾更易引发网络负面情绪的传染，而价值性矛盾引发激烈行动的比例更高。集体行动在行为选择方面呈现“关键人群”规模扩大，“搭便车”行为减少的两极化趋势。总体而言，居民负面情绪积压趋向没有得到有效改善，而居民情绪积压的这种趋向主要与自力性行为相关，与主流机制设计关联不大，而且社会机制对于居民情绪的缓解作用微弱。

北京社会矛盾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原发性和输入性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的结果。2012年，北京市社会矛盾总体水平得分较上年下降明显，总体上社会矛盾有所缓解。本年度社会矛盾的突出特点是：公共安全问题冲突明显、环境和交通问题矛盾突出、医疗问题引发矛盾高位徘徊、劳动就业问题余波效应较大、居民隐性不满继续累积。应正确认识北京市社会矛盾总体水平，强化刚性管理、重视柔性管理、完善行政性管理、提升自治性管理，引导促进民众通过主流途径解决矛盾，强化政策在解决民生问题中的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矛盾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之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北京市响应中央要求加强社会管理的指示精神，率先对区域内社会矛盾水平开展监测和研究。分析发现不同阶层的社会矛盾水平和构成有较大差别，不同阶层的社会矛盾点不同，利益受损点也存在差异。其中，社会中上阶层利益受损程度最高，但是经济状况有效缓解了社会中上阶层和上层的社会矛盾，而社会上层利益受损后，更倾向于制度内维权。

2021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北京市信访矛盾呈现新特点：民生问题是主线，群众对问题表现出“克制”与“忍耐”，具有鲜明的法治导向，对精细化和人性化管理要求更高，重点领域的突出问题仍旧难以化解。在形成原因上，主要体现为法治能力和基层治理能力不足。解决这些问题应在法治能力、基层治理能力、研究能力、工作创新能力等方面加以提高。

2022年较为特殊，新冠疫情防控政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对信访问题和矛盾的产生有重要的影响。从实际工作看，信访问题主要集中在土地房屋类、市场秩序类、涉法涉诉类、教育管理类、医疗医事类等。这些问题呈现与新冠疫情相关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群众的耐心开始下降、行为更有攻击性、更倾向于向国家机关反映问题、重点问题因疫情被遮掩等。对此，可以从树立“有解”和“无解”思维、“底线思维”和“伙伴思维”、强调“事要解决”导向、规范化应对共性问题等方面加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