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四十年，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其中独立我的社会取向日益增强。本研究的目的是从社会生态的视角提出一个解释中国人独立我的社会取向日益增强的机制——深圳精神。受益于改革开放的特殊政策，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为了改善生活质量和追求个人成功自愿流动到深圳，经过近四十年的融合深圳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移民文化。其背后的原因包括了居民流动性、自我选择、适应性和制度化等多种因素，表现为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深圳地区的独立我更高。随后，提供了两个子研究，分别从自我报告的外显信念和给孩子命名的行为来给深圳精神提供了实证的支持。最后讨论了深圳精神的可能的研究方向。

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测量一直是社会和文化心理学研究者关心的问题。本文以中国政府公布的客观数据为基础，采用Vandello和Cohen编制策略制作了中国人的集体主义量表，结果发现包括自我雇佣的百分比、离婚率、独居的百分比、65岁以上老人独居的百分比和三代同堂的百分比5个客观指标的集体主义量表可以描述中国人集体主义的地区差异，该量表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未来可以用它来进行集体主义的地区差异和代际变迁的研究。

对全国六省120个县市的4696人的调查发现，受访者普遍认为腐败问题比较严重，相比国际参照标准，对中国社会的腐败状况知觉更差，对政府治理腐败的满意度也比较低。社会流动越频繁的群体认为腐败越严重，对政府治理腐败的满意度越低；收入越低的群体，对政府治理腐败的满意度也越低；不同地区的居民对腐败的感知和政府治理腐败的满意度不同。

通过对2006～2017年的12年时间（实际数据为9年）全国31个省份的52069人的调查，我们发现中国城乡居民的和谐程度处在基本和谐的水平。从2006年到2017年，和谐水平总体上保持稳定。年龄越大，和谐程度越高。女性的和谐程度要高于男性。当家庭年收入在20万元及以下时，收入越高，和谐程度也越高；当家庭年收入超过20万元时，家庭收入对和谐程度影响不大。不管是客观社会阶层还是主观感受的社会阶层，所处阶层层次越高，心理和谐得分也越高。不同婚姻状况人群的和谐程度也不同，已婚群体的心理和谐程度最高。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没有差异。进城务工人员的和谐程度低于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出现和谐程度的分离效应。地区的经济水平与和谐程度出现不一致现象，经济发达地区的和谐程度反而偏低。

通过对2018年北京市各个地区居民共800人的调查发现，北京市居民的社会分离和卷入情绪程度介于“有些”和“中等”之间，处于中等水平。社会分离情绪在强度和影响力上都高于社会卷入情绪。与2013年相比，2018年北京市居民社会分离和卷入情绪的强度都在增强，而社会分离情绪的增幅更明显。在个体层面上，年龄越大，民众的社会分离情绪和社会卷入情绪的差距越小；社会阶层对社会分离情绪和卷入情绪的影响呈“U”形，社会阶层高和低群体呈现行为表现相似但是背后原因不同的两种高社会分离情绪类型。在社区层面上，生活便利程度会影响社会分离情绪的表达，生活越便利，人们越容易体验到社会分离情绪。与外地居民相比，北京市居民的社会分离情绪更高。针对上述发现，报告提出两大建议：第一，尝试采用“平台+站点”的形式为北京市居民提供社会心理或心理健康的咨询和服务。第二，在社区层面和城市层面，通过政策引导，加快与居民食和行有关的便利设施的建设。

通过对全国六省120个县市的4669人的调查发现，八成左右的受访者有做慈善的意愿。与教育有关的慈善事业最受重视，人们更愿意把钱捐给熟悉的慈善组织。年龄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受访者，其做慈善的意愿就越高；家庭收入中等的人做慈善的意愿最低；与东部和西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的人们做慈善的意愿较低。

通过对全国六省120个县市的4696人的调查发现，中国城乡居民的和谐程度处在基本和谐的水平。年龄越大，和谐程度越高。当家庭年收入水平在7万元以下时，家庭收入越高，和谐程度就越高。家庭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不会影响和谐。受教育程度越高，自我和谐程度就越高，但是社会和谐程度就越低。进城务工人员的和谐程度低于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出现和谐程度的分离效应。地区的经济水平与和谐程度出现不一致现象，经济发达的地区和谐程度反而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