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四十年，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其中独立我的社会取向日益增强。本研究的目的是从社会生态的视角提出一个解释中国人独立我的社会取向日益增强的机制——深圳精神。受益于改革开放的特殊政策，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为了改善生活质量和追求个人成功自愿流动到深圳，经过近四十年的融合深圳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移民文化。其背后的原因包括了居民流动性、自我选择、适应性和制度化等多种因素，表现为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深圳地区的独立我更高。随后，提供了两个子研究，分别从自我报告的外显信念和给孩子命名的行为来给深圳精神提供了实证的支持。最后讨论了深圳精神的可能的研究方向。

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测量一直是社会和文化心理学研究者关心的问题。本文以中国政府公布的客观数据为基础，采用Vandello和Cohen编制策略制作了中国人的集体主义量表，结果发现包括自我雇佣的百分比、离婚率、独居的百分比、65岁以上老人独居的百分比和三代同堂的百分比5个客观指标的集体主义量表可以描述中国人集体主义的地区差异，该量表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未来可以用它来进行集体主义的地区差异和代际变迁的研究。

通过对2006～2017年的12年时间（实际数据为9年）全国31个省份的52069人的调查，我们发现中国城乡居民的和谐程度处在基本和谐的水平。从2006年到2017年，和谐水平总体上保持稳定。年龄越大，和谐程度越高。女性的和谐程度要高于男性。当家庭年收入在20万元及以下时，收入越高，和谐程度也越高；当家庭年收入超过20万元时，家庭收入对和谐程度影响不大。不管是客观社会阶层还是主观感受的社会阶层，所处阶层层次越高，心理和谐得分也越高。不同婚姻状况人群的和谐程度也不同，已婚群体的心理和谐程度最高。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没有差异。进城务工人员的和谐程度低于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出现和谐程度的分离效应。地区的经济水平与和谐程度出现不一致现象，经济发达地区的和谐程度反而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