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爱民论文的初稿完成于2008年，当时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逐渐蔓延到中国，并导致政府“四万亿”计划的出台。危机和恐慌成为公共话题的焦点，也自然而然成为我们读书会讨论的主题。一个很深的感受是，在连篇累牍的分析报道中，社会学家的声音显得很微弱，社会学惯用的冗长论述显然没有经济学家那些精巧的模型、大胆的预测和雄心勃勃的干预措施更吸引人。加强对数学工具的掌握及更频繁地使用数学工具能够帮助社会学者更清晰、更准确、更简洁地讨论问题，这正是爱民写作的初衷，他在一篇文章（郭爱民，2015）中提到希望“为社会学领域利用数学模型建构理论提供参考”。数理模型具有精确简洁、逻辑严密的优点，但是往往要对现实经验进行高度抽象和简化，若不加以谨慎检讨便草率地用来指导政策实践，恐怕会事与愿违。此时引入社会学概念和视角，有助于对既有理论进行修正并促进理论进一步发展。在进行文献梳理时，爱民尤为注重比较不同理论模型在前提条件和假设方面的差异与关联，在这些地方往往能够挖掘出很多有潜力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的结合点、对话点，这正是蕴含在文献分析背后的深意。遗憾的是，囿于篇幅，爱民在此并未展开更为充分的讨论。

陈一豪是高我一届的师兄，更是在治学路上相互切磋、相互鼓励的益友。我们都师从刘世定教授，都对金融特别是银行的有关问题感兴趣，这在社会学中相当“非主流”，论者寥寥。我的本科论文题目是《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处理机制》（2006年），这篇文章则是一豪的硕士毕业论文（2008年）。金融理论和模型大多论证周密、逻辑严谨、自成一体，难有社会学理论“插足”之处，当年我们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难免气馁，刘老师便鼓励我们说，无须好高骛远，如果不知从何处下手，就先做好现象描述。这篇文章便是以描述为主，发挥了社会学调查研究的长处，理论探讨则略显不足，如今回顾，尚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作者首先提出，信贷交易中存在高度信息不对称，为什么没有出现“柠檬市场”？这个问题他在文章中已经解答了，那就是银行可以借助一些指示器或者说信号来判断借款方的真实情况。他进一步描述说，正式规范的技术指示器——财务报表在普遍失真的情况下难以发挥作用，信贷员发展出一套非正式规范——以所有制指示器和人品指示器作为甄别客户的主要指标。他的解释是：使用所有制指示器是因为更容易卸责，使用人品指示器是因为保持长期密切联系有助于增加对客户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