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在我国的试行，伴随着社会工作元素的介入而不断得以推进和深化。岗位派驻和项目购买是目前我国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两种主要运作模式。以深圳和广州的社区矫正发展现状为依托，两种模式虽然同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一种形式，但在理念基础、服务开展场域、直接服务领导和矫正对象处遇环境上存在着显著不同。岗位派驻模式在服务成本、服务网络构建和资源整合、减少服务对象阻力方面具有优势；而项目购买模式则更有利于构建支援性的社区矫正服务环境、保障社工开展社区矫正处遇服务的自主性和坚持处遇服务的专业化发展方向。

提升青年的道德和法律意识是我国青年道德和法律教育工作的重点。以广州、澳门、香港三地青年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三地青年对违德、违法行为的接受程度及守法意识，研究发现，目前港澳青年相较于广州青年，其整体上对各种违德行为的接受程度高于广州青年，对各种有违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有着更高的开放度；三地青年对违法行为的接受程度皆较低，青年整体法律服从意识较强，但香港青年守法意识方面与广州、澳门青年存在显著差异，大部分香港青年表示不会遵守不合理的法律，并希望通过抗争能够改变不合理的法律。结合穗港澳三地的社会异同，从社会环境、家庭、法治氛围和公正司法等方面提出了提升青年道德和法律意识的对策建议。

这是一篇基于行动研究反思社会工作介入灾害服务的文章。本文从个人—社会关系、优势视角、弱势优先的理念出发，探讨社会工作者在灾后重建中的行动策略和角色定位。文章透过具体案例细致阐述了社会工作者在灾后重建中扮演社区心理支持者、能力促进者和资源连接者的角色。从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重建的可持续性而言，本文认为，社会工作者应该透过构建社区互助网络和城乡合作网络，与灾区群众共同经历灾后重建的三年。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在经济结构、政治管理模式、社会成员生活等方面经历了剧烈的变迁，为应对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社会服务需求，专业的社会工作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近十年来，社会工作在高校教育和职业设置上得到了快速发展，其专业化和职业化程度得以提升。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剧烈社会变迁中的社会工作也遭遇地区发展不平衡、投入主体单一化以及专业化与职业化不匹配的困境。与社会变迁现状相结合，社会工作并非消极地应对种种社会变化，而是要主动、积极地推动社会变迁的良性发展，以争取自身更大的发展空间，践行专业使命。

通过对广州市1380名未成年人的数据分析发现，未成年人偏差行为集中于逃学、不做课程作业等违纪行为，虽然绝对偏差行为比例为51%，但未成年人偏差行为整体严重性较低。与2013年调研数据比较，未成年人吸烟、吸毒比例有大幅上升。在控制所有其他因素的情形下，在Logistic回归模型中，性别、学生类型、父母婚姻、教师依附、学业表现、正向休闲安排、不良朋辈及亲社会态度对未成年人偏差行为有显著影响。针对上述影响因素，提出了识别高危偏差行为群体、正确交友/丰富休闲、增强家庭/学校依附、提升学业成就、培养亲社会态度的未成年人偏差行为防治对策。

社区矫正不仅具有司法惩罚性质，也体现了社会工作服务于人、促进人改变的服务理念和特质，具有一定的社会福利性质。在实际的社区矫正执行过程中，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常常对其双重属性感到困惑。本文回顾了探讨社区矫正惩罚和福利属性的国内外文献，从社区矫正产生、复健模式盛行和复合司法模式发展的演进历程角度，总结社区矫正所具有的刑罚和治疗、监管和服务、司法惩罚和社会福利的双重属性。本文指出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需将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惩罚和福利相结合，在具体的社区矫正执行过程中呈现各种不同的专业角色、应对各种不同性质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