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为研究时段，对中国最早一批女党员进行考察。建党初期的女党员们在革命实践中争取机会和发展空间，将五四运动中获得的男女平等理念付诸实践，致力于自身解放以及争取更多的妇女解放，成为实际推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妇女运动不断发展的主体。即使在面对着社会不平等的性别制度，以及党组织内部存在一定的性别分工，她们仍然努力挑战传统的性别规范，彰显了其主体性和能动性。

本研究在回顾中国共产党家庭政策的基础上，立足于抗战时期根据地的历史情景，围绕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家庭变革进行探讨，力图呈现家庭变革在理想和现实之间遭遇的冲突及融合中所历经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调整家庭政策推行变革是立足于中国实际的一种现实选择。中国共产党在家庭和公共生活之间的关系中调整处理家庭问题，达到改造家庭的目的，以再建新社会和新国家。家庭变革也培养了农民的“民主”和“合作”等政治意识，成为抗日根据地民主建设的重要一环。从这场家庭变革对妇女解放的影响来看，这场变革有效地动员了广大农村妇女，提高了其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使妇女获得了平等权益，也对父权制造成了冲击和动摇。

本文通过讨论全球化、跨国主义辩论和女性主义行动的影响，试图理解针对妇女的暴力在地方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发展状况，特别对中国和英国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全球化可能会给妇女带来积极或消极的变化，一方面，在父权主义重建和之前男性占主导模式的背景下，它可能会导致针对妇女暴力的增加或发展；另一方面，它可能也会为行动主义和变革带来推动力量和发展空间。

在服从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目标下，妇联组织将“五好”活动从职工家属扩展至城市家庭妇女，以社会主义特色的家庭道德规范改造家庭内部关系和邻里关系，同时广泛应用互助组这种集体主义合作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妇女的家庭负担。妇联开展“五好”活动是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中国化的探索。然而，在服务于国家政治的“中心任务”，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而获得肯定的前提下，这一时期的“五好”活动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