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 在有政府的世界, 产权的社会认可受到两种机制的影响: 其一是强权机制, 即政府以法律手段强制界定和实施产权; 其二是自生自发的机制, 即民间社会在产权界定上自发达成的共识。 这两种机制经常发生冲突, 因此, 探讨当这两种机制发生冲突时, 在产权界定上如何实现社会整合, 是我们认识产权的社会认可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 在有政府的世界，政治因素是影响产权的社会认可机制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认识中国社会的产权制度而言，中国社会学家的研究有两项主要贡献：第一，揭示了在乡村集体资产的产权界定过程中，各方当事人的权利是依据广泛认同的公平原则来界定的；第二，揭示了在中国社会，产权界定规则是多元的、不确定的，当事人往往依靠自己的“强力”来选择规则和主张权利，只是“强力”的使用也需要遵循某种公平原则，而这样的公平原则也是多元化的。前一项贡献纠正了经济学家的一个模糊认识，即认为“集体产权是模糊的”，因而有助于我们认识“集体产权”的建构逻辑，也有助于认识集体所有制的改革逻辑。后一项贡献则是对演化博弈论的第一个结论——制度演化的“局部遵同效应”——提出了挑战。按照“局部遵同效应”，在中国这样一个紧密联系的社会内部，产权制度在长期来看固然会发生演变，但在每一个时期，产权界定规则将趋于统一和稳定。这一结论显然没有得到中国社会学家的经验研究的支持，而且与他们的经验研究结果相矛盾。

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特征是治官权与治民权分设，形成“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中央政府主要执掌“治官权”，即选拔、监督和奖惩官员的权力；至于实际管治各地区民众的权力（简称“治民权”），则交给地方官执掌。只要地方官不违背中央政府所定的大政方针，均可以因地制宜地行使其治民权，灵活地处置所管辖地区的民众事务。这种治理体制包含着降低执政风险的两个机制——分散执政风险的机制和自发调节集权程度的机制，从而有助于治理体制自身的长期稳定。

张惠强博士撰写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双重推动机制》一文，在探索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成因上，有创新之处。他指出，关于中国地方债务的成因，现有研究主要是强调地方政府的GDP导向，也就是强调地方政府的内在动力机制。张惠强认为，这只是触及了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部分原因，未能解释中央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及产生的影响。所以，该文的创新之处是，把地方政府举债融资问题放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框架内来讨论，探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举债的软约束是如何形成的。为此，该文提出“双重推动机制”，尝试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动态博弈的思路，揭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如何共同推动了地方政府的债务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