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问题既是一个历史性的沉重话题，又是一个时代性的复杂问题。其问题具有复杂性，成因也是多方面的，治理经验亦呈多元性。本文通过追溯贫困问题产生的复杂根源，比较差异化的国际治理经验，提出了贫困治理的系统化政策：调整分配政策，积极扩大中产阶级规模；进行“精准”与造血式扶贫；建立多元化治理模式；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泛城市化”的城乡一体化；建设专门的金融支持体系；构筑“分享”的社会文化。

棚户区是一种历史现象，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而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的集聚地，已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若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势必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中国社区自治的未来模式是由社区居民参与的社区和政府的合作治理。国家、市场和家庭作为“福利三角”，在内城贫困社区治理中缺一不可。辽宁的棚户区改造以及其后的社区治理，仰赖于三方力量的集合以及在其调动下其他社会力量的参与。与此同时，内城贫困社区建设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还取决于政治、经济、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力量的协同推进，更需要社会整体环境的系统提升。

本文以莫地社区的变迁为案例，介绍了辽宁棚户区及棚户区改造的历史背景，概括了“棚改模式”的基本特征就是“政府主导+市场运作”，进而阐释了社区变迁与生活重建及社区治理的关系，提出三个理论思考：单一的市场并不能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单一的制度并不能解决政府的效率问题；单一的社区并不能解决社区治理问题。

在现代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城镇化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本文力图摆脱单一的经济视角，从经济学和社会学“双视角”思考中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城镇化的进程及发展模式的选择，提出中国城镇化的本质就是“城乡一体化”。通过对老工业基地振兴与再工业化背景下辽宁城镇化创新发展模式的探索，本文力求“管中窥豹”——以辽宁为案例，预测分析深度城镇化过程中中国城镇化创新发展的若干模式。

老工业基地转型过程的“意外后果”就是大量工人的失业，为了摆脱贫困的生活，失业后寻求再就业机会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但是，女工的失业及再就业过程往往由于社会性别视角的缺失在这个过程中被忽视。本文运用个案访谈、问卷调查收集资料，研究了老工业基地转型过程中女工失业及再就业过程，揭示女工再就业过程的社会排斥、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以及由此带来的女工利益的损失和不利的生活境遇，进而反思国有企业提升效率行动中所引发的针对女工的社会排斥。虽然女工的下岗失业是老工业基地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历史事件”，但是，对于失业者的关注以及补偿政策的反思的确不应该终止。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纳入了世界经济一体化。根据国家比较优势，在不同国家间进行产业转移是世界经济的一般规律。从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的经验看，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承接并不是自发产生的，需要国家的核心企业来承担产业转移。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大型国有企业，是装备制造行业的领头军，走过了从技术模仿和引进到自主创新的道路，必将担负起这一“传奇”的历史使命。

本文通过对辽宁老工业基地城市贫困区——棚户区的改造与治理的背景与过程的“描述”，以抚顺市莫地社区的变迁为案例，探究了老工业基地城市化和城市更新背景下的城市贫困区问题及其治理，进而提出中国的城市贫困区与体制的变迁和产业的兴衰密切相关，如果说发达国家的城市贫困区属于“社会排斥”的产物，那么中国的城市贫困区则是“体制排斥”“社会排斥”“产业排斥”和“单位排斥”综合作用的结果。对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就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城市贫困区治理模式的基本内容。本文得出三个研究结论：政府主导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单一的市场运作并不能解决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政治精英的创新推动作用——单一的制度体系并不能解决政府的效率问题；“政府+社区”的双重治理模式——单一的社区模式并不能解决社区治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