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批的人口从农村向城镇地区转移（以下简称乡城迁移流动），这对我国的经济社会都带来了很大影响。在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乡城迁移流动也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众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或农民全家进城打工后，大批的耕地无人耕种，出现了耕地撂荒现象。撂荒的土地肯定给农业生产带来消极的影响，降低粮食的产量。但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看待乡城迁移流动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由于国家在战略规划上赋予了不同的功能区不同的目标和任务，我们拟从迁移者的来源地所属的人口功能区进行分析，区别对待乡城人口迁移流动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第一，研究报告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的生育率变化分为1949～1990年和1990～2006年两个阶段，并分别称之为第一次生育率转变和第二次生育率转变，这对于更加全面和细致地认识广东省的生育率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大有裨益。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不同时期，计划生育政策对于家庭生育孩子的数量具有不同的、明确的限定，因此，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生育行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广东省在1970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1980年率先出台《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但一直执行比全国相同时期更宽松的生育政策，直到1998年才紧缩为和全国基本相同的城乡差别的生育政策，且这个政策一直沿用至今。但是，在阶段划分方面，第一次生育率转变阶段，从1949～1990年，周期太长，其中既包括了没有实行生育控制的1970年以前的21年，也包括了开始计划生育政策最初的20年，显然，这两个时期生育政策的影响是不会相同的，建议再细分。

天津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引擎，立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格局，天津应找准经济产业定位，从交通和人口互动、人口和城市空间分布、人才招引和培育、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人口老龄化应对等维度积极策应，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配合雄安新区千年大计建设的战略中肩负天津担当，奋力推动天津高质量发展。

应对区域老龄社会问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京津冀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天津是引领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的双核心之一，肩负筑牢首都“护城河”的区域担当，在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三个着力”重要要求，以及深入推进“一基地三区”建设事业的过程中，找准京津冀协同应对老龄社会问题的天津策应路径，是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建立重点联系城市机制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