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黑龙江省的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很大成效，反腐倡廉思想深入人心。公众和专家认为，中央和省级的反腐败工作效果好于地/市级和县级，“只讲形式，不干实事”和“不关心群众利益”等三大问题是公众认为党员干部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党政干部对自身廉洁的认同度高于公众和专家。2016年从整体上说党政干部中的不良现象有所改善，超过半数公众对全省未来反腐败取得明显成效比较有信心。

2017年黑龙江省党风廉政建设取得较大成效。政府级别越高，公众对其反腐败效果认同度越高；超六成的公众认为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工作取得较明显成效，并认为党员干部中的违规违纪现象有所改善；在廉洁程度上，党政干部对自身的认可度高于公众和专家；对于未来反腐败效果取得明显成效，党政干部和专家比公众更有信心。“不关心群众利益”、“只讲形式，不干实事”和“为追求政绩弄虚作假”是党员干部中比较突出的三大问题。

2018年黑龙江省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加强，取得较大成效。“查处贪污腐败分子”、“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工作”和“深化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工作”成效突出，公众的整体评价显著超过2017年；政府级别越高，反腐败效果越明显，基层政府的反腐力度有所提升；“公款送礼”“婚丧嫁娶大摆宴席”现象改善最为明显，“作风粗暴、态度生冷、办事拖拉”现象在改善成效中垫底；“不关心群众利益”、“只讲形式，不干实事”和“公款消费，铺张浪费”是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三大问题；社会各群体对2018年省政府建设高素质公务员队伍的满意度较高，对未来黑龙江省反腐败取得明显成效信心较足。

2015年黑龙江省经济稳步发展，社会安定和谐。民众对生活品质的全面提升持积极乐观心态，互联网对民众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强，多数民众幸福感较强。民众对省政府在经济社会领域各项工作的满意度持续走高，对省政府信任度最高，认为教育领域的公平性最强。“看病贵、看病难”“就业难”和“收入差距大”等问题是民众关注的社会热点，“房屋拆迁”“野蛮执法”“强制征用耕地”是易引起群体性事件的三大因素；“物价上涨”“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高质量就业难”等是民众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多数民众认为未来五年生活水平将“稳中有升”，对构建和谐社会充满信心。

2014年，超半数民众对本地区及全省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形势评价较高；民众的幸福感、社会信任度、社会公平度和对省政府各项工作的满意度较2013年均有所提升；看病难看病贵是当前首要的社会问题，就业难失业率高问题凸显，住房价格过高和物价上涨依然为民众所关注；房屋拆迁、野蛮执法、生态环境恶化和强制征用耕地是更易引起群体性事件的社会问题，民众的社会安全感不是很强。多数民众认为2015年全省居民的生活水平将“稳中有升”，对构建和谐社会充满信心。

2019年黑龙江省党风廉政建设整体成效明显好于2018年；八成公众对目前黑龙江省反腐败效果评价较高，“微腐败”比例不高但也应引起注意；党政干部违规违纪现象整体有所改进，尤其是“作风粗暴、态度生冷、办事拖拉”现象改善较为明显，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还应引起重视；超七成公众对司法执法部门评价较高；绝大多数公众对身边党员干部“四个意识”的坚定程度比较认可，认为党员干部能很好地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近八成公众对黑龙江省今后五年反腐败取得显著成效有信心。

2021年，黑龙江省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各方面，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取得了较大进展。在反腐败工作方面，社会各群体认为2021年黑龙江省的反腐败效果明显，超五成公众认为黑龙江省的腐败现象不太严重，超七成公众认为腐败势头得到有效遏制，认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查处贪污腐败分子”和“深化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成效最明显，对黑龙江省今后5年的反腐败工作的信心指数较高。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公众认为，“婚丧嫁娶大摆宴席”、“用公款大吃大喝”和“公车私用、私车公养”现象是党政领导干部改善最明显的，社会各群体对黑龙江省党员干部讲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评价较高，多数公众认为黑龙江省党员干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意识比较坚定。

2022年黑龙江省的反腐败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社会各群体对2022年黑龙江省反腐败工作取得的成果比较认可，认为腐败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在反腐败工作中，“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和“查处贪污腐败分子”成效最明显；社会各群体认为党政干部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有很大改善，对党政干部讲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比较认可；公众认为“婚丧嫁娶大摆宴席”“作风粗暴、态度生冷、办事拖拉”“公车私用、私车公养”三个现象改善最明显，但党政干部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还有待改善。总的说来，社会各群体对未来黑龙江省的反腐败工作很有信心。

黑龙江省基层治理在应对公共危机过程中存在被重大危机“赶着走”、被舆情信息“牵着走”、被决策部门“推着走”、被数据信息“领着走”等弊端，应当从提升政策设计能力，重视应对多重危机；培育公众社会参与能力，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加强协同治理，构筑转危为安的体系防线等方面提升基层治理水平以便更好地应对公共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