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云南省HD村为个案，通过考察赌牛活动反观企业家慈善项目在村落内的困境，并提出“文化小农”概念，认为在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后，村民会更注重社会身份和文化地位的确立而非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企业家设立的慈善项目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村民增加了收入，但其决策与村落社会关系和文化结构之间存在深层矛盾，以致慈善项目缺乏持续进行的动力。

本文以北京市海淀区城中村A的拆迁为案例，通过考察村民在拆迁过程中与政府的话语互动，探讨其从抵制拆迁到与政府共谋的立场转变过程及其原因。本文认为，国家将城中村拆迁政策的合法性建立在社会发展与城市规划的知识体系之上，形成一套难以反驳的强势话语体系。基层政府在使用这一套话语体系的同时，也采用多重话语策略推动拆迁计划。村民最初试图以基于故土情结和生计忧虑的“家园”话语抵制拆迁，而后通过生产和传播流言质疑政府的既定拆迁方案和补偿政策。但在与政府的直接对话中，村民的话语无法与政府的强势话语相抗衡，只能转变立场，在服从政府决策的前提下，争取巨额经济补偿，而地方政府对此基本默许，以顺利完成拆迁计划。村民从抵制拆迁到与政府共谋的立场转变，并非因政府使用了强制手段，而是因为无法对抗政府话语的强势地位。

矛盾化解和平安建设是风险应对中的两大主题。本文分为矛盾化解与平安建设两个部分，分别从风险感知、资源调度、工作布局、多元参与等角度总结台州基层治理中的突出经验，分析其中的机制和原理，并提出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应对这些问题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