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取向理论认为，个体在追求幸福时可采用三种不同的途径，即追求意义、追求享乐和追求投入，三种幸福取向都会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本研究将重点探讨这种影响机制在全国（不含港澳台地区）不同地区是否存在差异，并具体考察在不同地区中，三种幸福取向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报告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媒云图（INTELLVISION）联合发布的2017年社会心态调查（CASS-INTELLVISION Social Mentality Survey 2017）。结果发现，三种幸福取向都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的影响，整体来讲，投入取向的影响最大，意义取向次之，享乐取向最低。而分地区考察的结果发现，各个地区有自己独特的影响模式。

本文分别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的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了10多年来全国居民安全感和幸福感的变化，用2017年社会心态调查数据分析了安全感和幸福感的现状和特点，并用2018年获得感调查数据分析了获得感的结构、现状和特点，通过社会心态调查和获得感调查的追踪样本分析了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要防范民众生活风险，全面增进安全感；满足民众的迫切需要，逐步提高获得感；不断积累获得感，渐进提升幸福感。

情绪是指伴随着认知和意识过程产生的对外界事物的态度，是对客观事物和主观需求之间关系的反应，它包括个体的实际体验、因情绪而产生的行为、唤起水平和对情绪的认知等部分。本研究将重点探讨不同职业阶层个体其工作情绪体验和居家情绪体验的差异，并对比每种职业阶层在两种情境中情绪的差异和相关。本报告使用的数据库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媒云图联合发布的2017年社会心态调查（CASS-Intellvision Social Mentality Survey）的大样本抽样调查数据。结果发现，一般人口学变量中性别、出生年份、学历、收入、所在城市发展水平都会导致工作情绪和居家情绪的差异表现，而不同职业阶层个体的工作情绪和居家情绪也有所不同。

本报告研究发现民众美好生活需要的结构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个人物质层面的维度、家庭和人际关系维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环境维度，且家庭和人际关系及国家和社会环境维度的重要性更高。美好生活需要与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均有较高相关性。通过十多年来调查数据中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公平感、生活压力等社会心态指标的变化，本报告分析了美好生活需要满足的影响因素、变化趋势，并提出了这些结果对美好生活需要满足的启示和政策建议。

党和国家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了心理健康的重要性，近年来对民众心理健康水平的评估主要集中在整体样本及其消极方面的描述，本研究则更为全面地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考察民众的心理健康，并通过地域、城市发展水平的宏观层面和性别、出生年代、受教育水平及月收入的微观层面来区分不同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结果发现，样本整体的心理健康状况良好，心理健康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的关系较为紧密。积极方面，个体的个人成长和积极关系得分较高；消极方面，压力感状况的得分较高。宏观层面，不同地域、不同城市发展水平的个体，其心理健康状况存在着一定差异；微观层面，不同性别、出生年代、受教育水平和月收入的个体，其心理健康状况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是自2003年“非典”疫情以来的又一次重大公共卫生风险事件。面对疫情，可能有的人会高估其带来的风险，也有的人会低估其带来的风险。人们感知到的疫情风险不同，其情绪和行为反应也不尽相同。报告探究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影响人群不同风险感知的人口学因素，并进一步探究了风险过高估计组、过低估计组和正确估计组三组人群的情绪和行为特点。结果发现，男性倾向于低估风险，年龄较大的调查对象倾向于高估风险，受教育程度较低和月收入较高的调查对象则倾向于高估或低估风险；风险过高估计组和过低估计组的调查对象对于疫情的积极情绪感受更为强烈，同时，风险过低估计组的调查对象对于疫情的消极情绪感受相对较弱；与风险正确估计组相比，风险过高估计组和过低估计组的调查对象采取了更多不合理的疫情防范行为。

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是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不仅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家庭的和谐，也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发展。网络使用行为是影响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本研究将考察多种网络使用行为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并且特别考察了亲子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不同类型的网络使用行为频率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不同。在亲子关系的高分组和低分组，网络使用行为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也略有不同。根据本研究的结果，提出了针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行为的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