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取向理论认为，个体在追求幸福时可采用三种不同的途径，即追求意义、追求享乐和追求投入，三种幸福取向都会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本研究将重点探讨这种影响机制在全国（不含港澳台地区）不同地区是否存在差异，并具体考察在不同地区中，三种幸福取向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报告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媒云图（INTELLVISION）联合发布的2017年社会心态调查（CASS-INTELLVISION Social Mentality Survey 2017）。结果发现，三种幸福取向都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的影响，整体来讲，投入取向的影响最大，意义取向次之，享乐取向最低。而分地区考察的结果发现，各个地区有自己独特的影响模式。

本报告研究发现民众美好生活需要的结构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个人物质层面的维度、家庭和人际关系维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环境维度，且家庭和人际关系及国家和社会环境维度的重要性更高。美好生活需要与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均有较高相关性。通过十多年来调查数据中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公平感、生活压力等社会心态指标的变化，本报告分析了美好生活需要满足的影响因素、变化趋势，并提出了这些结果对美好生活需要满足的启示和政策建议。

党和国家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了心理健康的重要性，近年来对民众心理健康水平的评估主要集中在整体样本及其消极方面的描述，本研究则更为全面地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考察民众的心理健康，并通过地域、城市发展水平的宏观层面和性别、出生年代、受教育水平及月收入的微观层面来区分不同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结果发现，样本整体的心理健康状况良好，心理健康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的关系较为紧密。积极方面，个体的个人成长和积极关系得分较高；消极方面，压力感状况的得分较高。宏观层面，不同地域、不同城市发展水平的个体，其心理健康状况存在着一定差异；微观层面，不同性别、出生年代、受教育水平和月收入的个体，其心理健康状况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是自2003年“非典”疫情以来的又一次重大公共卫生风险事件。面对疫情，可能有的人会高估其带来的风险，也有的人会低估其带来的风险。人们感知到的疫情风险不同，其情绪和行为反应也不尽相同。报告探究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影响人群不同风险感知的人口学因素，并进一步探究了风险过高估计组、过低估计组和正确估计组三组人群的情绪和行为特点。结果发现，男性倾向于低估风险，年龄较大的调查对象倾向于高估风险，受教育程度较低和月收入较高的调查对象则倾向于高估或低估风险；风险过高估计组和过低估计组的调查对象对于疫情的积极情绪感受更为强烈，同时，风险过低估计组的调查对象对于疫情的消极情绪感受相对较弱；与风险正确估计组相比，风险过高估计组和过低估计组的调查对象采取了更多不合理的疫情防范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