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能，公共服务的供给自20世纪60年代起便受到了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西方政府供给公共服务包括政府内供给、政府间供给、私人供给和第三部门供给四种方式，而此领域的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影响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方式的选择的因素、各因素对政府选择公共服务方式的影响机制、政府供给公共服务的治理问题。对上述三个方面的文献综述，将有利于明确当前的研究重心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从全球范围来看，利益相关体已经提出了诸多人工智能治理原则以试图通过“软体系”的方式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与安全风险。本文指出，人工智能的主体性挑战、代码作为规则重要性的提升以及“黑箱性”的存在构成了以“软体系”应对人工智能伦理问题与安全风险的特殊原因，而推进理念共识、聚焦局部议题、创新治理机制则构成了其具体内涵。虽然现有方案有利于推动人工智能伦理问题与安全风险的治理进程，但其在关键概念上的模糊、具体内容上的缺失或争议以及决策过程的不足，也引导人们产生更多反思。中国近年来在三个方向积极推进并于2021年初形成了《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人工智能伦理安全风险防范指引》的阶段性成果，该文件界定了人工智能治理的相关主体范围，总结了人工智能伦理问题与安全风险的具体类型，并明确了相关主体所应履行的治理职责。结合全球比较和中国实践的分析，文章进一步对未来人工智能伦理问题与安全风险治理的发展可能提出了三点展望。

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的算法变革集中体现为其作为影响人类生产、生活活动重要规则的兴起，由此带来的歧视性、责任性、误用及滥用性风险，使得技术治理的传统框架面临新挑战。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都应回归到“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共同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的更新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