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主要比较了北京、首尔、东京三城市市民的风险意识。首先，对风险社会进行界定；其次，介绍本章的研究方法；再次，简要分析东亚三国的风险概况；然后，从风险感知和风险应对两方面展开研究；最后，分析得出东京和首尔市民的风险感知程度更高，而北京市民的风险感知程度相对偏低。民众的风险感知与其所在城市和国家所面临的灾害威胁有关。

本章集中阐述了城市群的社会风险分析思路。首先，点明城市群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主导模式；其次，分析由城市群带来的高风险社会；再次，分析介绍城市群社会风险PIETINC分析框架；然后，城市群社会风险的实证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并给予社会风险分析应对的建议。

本部分将从风险危害大小、风险发生可能性以及风险变化趋势方面进行分析。首先，分析北京、首尔、东京三城市民众对现代社会风险的认知；其次，概述民众对风险的应对；最后，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调查研究。

人口众多、地域广大、东西部区域发展不均、城乡差距明显等多种特点，决定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显然无法简单遵循一种模式进行。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进程中，我国当前50%左右的城市化率在未来的20～30年内仍有较大的发展提升空间。而不同于西方社会市场主导的发展方式，政府主导的行政体系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选择什么样的城镇化推进模式，如何进一步推进城镇化战略值得深入研究。本章首先分析我国城镇化基础和条件的特殊性，进而从“城镇规模”的多元和“推进方式”的多元两个方面，对多元城镇化理论进行梳理，并提出推进多元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最后对推进城镇化相关的总体战略性规划进行分析，并探讨在多元城镇化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多元城镇社会的特点。

中国自1990年代中后期和21世纪以来，城镇化进入高速发展期，投资和产业在城镇的集中、城镇化基础设施的发展等，直接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如此大规模、如此密集的人口向城镇的流动与循环流动。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预言：“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518065然而，迄今为止，对于影响全球的中国城镇化还缺少清晰的理论分析或模式分析，缺少对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理论总结或范式总结。虽然学界试图对城镇化的结果作出分类，提出小城镇模式、中等城市模式、大城市模式、城市群模式等518066，但是，所谓大、中、小也不过是从规模上作出的分类，而对于中国城镇化的独特道路的分析明显不足。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特色？中国城镇化是否有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独特道路？基于中国经验与国际比较，本书提出城镇化“推进模式”这一概念，试图从一个特殊的角度，研究中国城镇化是通过怎样一种运作机制、运作方式而实现的。“推进模式”的概念也是对中国城镇化特征、中国城镇发展过程特征的概括，我们认为，中国城镇化的突出特征是政府主导、大范围规划、整体推动；本书较多使用了“推进”这一概念，这与欧美国家城市化的发展道路有巨大差异。

随着城市群成为中国未来城市化发展的主导模式，人口大规模、高密度向城市聚集不可避免地带来巨大的社会风险。本章在社会风险相关文献研究基础上，结合城市群的社会风险特征，提出了新的综合性的社会风险分析框架——“PIETINC”（人口-产业-环境-技术-制度-规范-观念）理论模型。并结合东日本大地震、上海高层公寓大火和北京交通拥堵三个案例进行实证分析，进而指出城市群地区社会风险防范应注意的几个方面：社会风险应对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制度、规范、观念三个要素是应对社会风险的基础；人口与产业的合理布局是避免社会风险发生的重要方面，技术应与人口、产业大规模、高密度聚集的特性相匹配；应对城市群社会风险应当采用多学科融会贯通的思路。本研究对于城市带、城市圈、城市群地区的社会风险应对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