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权益的三个方面工资权益、人身及健康权益、就业保障与保险未得到有效保障，其对之有相当的认知。新生代农民工不能忍受劳动权益被侵犯时，其行动选择不仅仅是逃离，还有奋起而与管理者和雇主进行的抗争，35%的人曾经以个体行动或集体行动的方式进行过利益抗争。利益受损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是被动的忍受者，而是能动的行动者。工资权益受损及认知、人身及健康侵害经历和认知、结社力量显著地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动。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强的利益抗争意识和更多的利益抗争行动。目前两代农民工的个体行动和集体行动，大量是以非制度化的方式进行的。

本文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分析了影响专业人员职称晋升的主要因素及两性在晋升上的共性和差异。研究发现：（1）女性专业人员有着不输于男性的副高和正高级职称晋升及与男性相近的职称晋升轨迹；（2）相比于先赋性因素，自致性因素对专业人员职称晋升的影响更大；（3）相比其他影响因素，政治资本对专业人员职称晋升的影响减弱，对男性专业人员的正面影响比女性显著；（4）社会支持对于各类专业人员职称具有显著正面影响；（5）用更少时间成功晋升正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人员具有更趋现代的性别角色认知。

本文主要研究行政干部更高行政级别地位获得的影响要素及其作用于两性时的表现特征，研究发现：（1）行政干部地位晋升的基本趋势是重视高等学历，自1988年之后人力资本质量对处级及以上行政级别地位的获得具有日益重要的意义，在相应行政等级阶梯上顺利晋升的女性有着至少与男性近似的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2）以父母教育程度为表征的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对于更高行政级别地位的获得依然具有显著影响，对女性行政干部的影响尤其大，但其影响程度已不如人力资本；（3）社会资本对于男性和女性行政干部的晋升均有显著正面影响，这提醒我们仍应警惕干部地位晋升中来自社会关系方面的不正之风问题；（4）不论男女，家庭责任承担越多，越不利于其更高行政级别地位的获得，而性别角色认知越趋向于现代，越有利于更高行政级别地位的获得，家庭责任对于女性干部更高行政级别地位获得的影响甚于相应男性干部的影响。

本文从性别视角出发，认为政治精英的地位获得是具有性别差异的，这种差异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与身份政治的变迁。本文使用2010年从全国获得的1870位科级及以上政治精英的资料，以性别比较的方法分析了影响两性晋升的因素。研究发现，影响两性政治精英晋升的共性方面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正向作用；差异性方面则是性别因素，女性政治精英地位的获得会更多地受惠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身的性别平等观和平衡工作与家庭角色的能力，男性政治精英向更高层次晋升时亦受到性别观念和平衡工作与家庭角色能力的作用，但这些因素的影响力度弱于女性。我国在向上流动上依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性别身份依然作用于人们的向上流动，男性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便能进入政治精英的成长之路；而女性既要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还要有赖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个人的性别平等观和平衡工作与家庭角色的能力。

民主党派中的女性人才是我国人才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占比较高。高层次人才中具有民主党派身份的女性有四个特点。第一，具有良好的人力资本，在学历和资历上具有资源优势，她们绝大多数接受过高等教育，一半左右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其职业以专业技术为主，具有一技之长。第二，她们积极参政议政，特别是拥有行政管理职务的女性，她们具有更多的参政机会，但存在“一人多职业身份”的状况。第三，她们具有自信和自强的职业素质。第四，她们具有开放和平等的性别观念，这对于她们的成才具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