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测算了2001～2016年长沙市规模以上工业及其分行业的能源消费碳排放规模和碳排放强度，在此基础上引入STIRPAT驱动力模型，采用岭回归方法估算了工业碳排放规模和强度的五大影响因素，最后运用工业碳排放脱钩模型分析了历年的脱钩状态。研究结果表明：①碳排放规模呈逐年快速上升之势，但碳排放强度不断降低；②能源产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化产业是碳排放量最多的三大行业，装备制造业、造纸与印刷业、冶金产业则是碳排放增量较多的行业；③固定资产投资、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均对碳排放的规模和强度产生促进作用，而劳均工业增加值和研发强度却都对碳排放的规模和强度分别产生促进和抑制作用；④2004年、2005年和2013年处于最不利的扩张负脱钩状态，2008年、2012年、2014年、2015年则处于最理想的强脱钩状态，除2016年外，其余7个年份均处于较理想的弱脱钩状态。

对于处于工业化中期的湖南省而言，服务业是典型的两型产业。在全球经济服务化的时代背景下，服务业比制造业更具集聚效应。采用区位商、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系数，分别测算了2003～2015年长株潭城市群服务业整体及三类不同服务业的集聚程度，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定量分析了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服务业整体在全国范围内集聚水平不高，生产性服务业、公共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偏低，生活性服务业在全国的专业化优势较明显；服务业整体的不均衡性较低；服务业整体的产业集中程度呈逐年上升态势，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均处于较高水平的产业集中状态，而公共性服务业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的产业集中状态；劳动力市场共享、信息化水平、知识溢出、资本密集度、传统运输成本是影响服务业集聚程度的主要因素。

基于宏观统计数据分拆法，在规范建筑运行能耗的计算范围与方法基础上，以具有南方夏热冬冷气候代表性地区的湖南省为例，对湖南省1995～2018年的建筑运行能耗CO2排放量及其能耗结构进行了系统的计算，比较和分析了居住建筑与公共建筑的CO2排放量和能源结构。结果表明，宏观建筑整体、居住建筑及公共建筑运行的能耗CO2排放量都呈波动上升之势，且居住建筑能耗量及CO2排放量的占比均远高于公共建筑；煤炭是建筑运行消耗最多的能源品种，其次为石油，特别是前者碳排放系数较高，且容易造成空气污染；热力、电力和天然气等较清洁能源消耗占比极少。因而在宏观建筑运行中，落实能耗标准、降低排放总量、改善能源结构，推广清洁能源，是实现湖南建筑低碳化、绿色化的主要路径。

从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宜居及生态文化4个方面，构建湖南省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然后以互联网大数据技术为工具，从公众关注的角度，选取相关关键词数据信息、分析其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关系及影响。再通过灰色关联度投影法构建数学模型，以层次分析法得出相关指标权重，采集与处理2009～2018年湖南省各地级市的相关数据，分析各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并进行实证评价。分析结果表明：从时间上看，13个地级市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整体上都呈现波动增长之势，其中怀化、永州和郴州3市增幅程度为前3位；只有岳阳与娄底2市相较2009年反而有所下降；从空间上来看，排名前3位的地级市分别是张家界、长沙和湘潭，其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远超过排名垫底的邵阳、岳阳和娄底3市；样本期间，各市生态文明水平之间的差距在拉大，区域之间呈现不均衡的发展态势。

本文基于Landsat TM/OLI遥感解译数据，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分析1990～2020年株洲市城乡建设用地扩张的时空演变特征，通过地理探测器、线性回归模型探索株洲市城乡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①株洲市城乡建设用地持续增加，年均扩张4.9km2，其中天元区扩张总面积最大，渌口区、石峰区次之，荷塘区、芦淞区扩张相对较缓；②株洲市城乡建设用地扩张速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扩张速率分别为2.94%、1.07%和1.9%；扩张强度呈现强-弱-强的阶段性特征趋势，石峰区扩张强大最大，渌口区扩张强度最小；扩张贡献率从大到小依次为天元区、渌口区、石峰区、芦淞区和荷塘区；③株洲市城乡建设用地变化格局发展态势呈现分散化特征，总体扩张方向为东北-西南方向，重心移动轨迹先向西南再向东北方向，偏移距离10.39km；④株洲市城乡建设用地扩张受到常住人口、地区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和地方财政预算收入以及政策的共同作用，其中人口是城乡建设用地扩张的初始动力，地区生产总值等经济指标是决定因素，而政策导向是重要的支持因素，到铁路和公路的距离是株洲市城乡建设用地空间扩张的主导驱动因子，而坡度因素的决定力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