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环境抗争研究一直秉持“侵权—抗争”的逻辑框架，但这一逻辑框架忽视了其目标取向的多面性和抗争事件的情境性。通过对大连“7·16”海洋溢油事件的研究，我们发现，农民环境抗争事件中存在维权、谋利和正名三种目标指向，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骗取赔偿款以及草根动员者为自身恢复名誉。学界需要对“侵权—抗争”的逻辑框架、弱者身份与弱者标签以及媒体建构与科学精神展开反思。当前，环境抗争出现了新态势，被称为混合型抗争，包括维权、谋利、正名、泄愤和凑热闹等目标指向。社会的原子化和逐利心理、社会转型加速期的社会矛盾和怨恨心理以及地方政府的“维稳恐惧症”是其产生的社会机制。混合型抗争是对当前抗争实践的理论归纳，有利于识别真正的受影响人群和区域，推动社会治理。

环境治理中的社会参与往往聚焦于组织型的社会力量，常常忽视或弱化了普通公众的功能发挥。兴桥村环境治理实践的研究发现，“谁养殖、谁管护”的属地管理规则和“以废易物”的废弃物回收规则，激发了社会力量参与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推动了治理主体从行政权威向普通村民的重构。这种实践策略依赖于村民对于治理规则的认同，而规则认同依托于相应的组织机制、激励机制与互惠机制。这种地方实践提升了村民参与环境治理的内生性动力，并为创新农村环境治理的社会参与机制提供了“新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