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组织的基本形态是行政化社区组织与民间社区组织同时并存，它们在自主性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当前中国行政化社区组织被赋予了矛盾性的功能诉求，导致自主性缺失的现实困境。基于对长春市和心俱乐部、东站十委等的调查资料，本文分析了两个典型社区组织的内源性发展特色以及政策意义。本文认为可以从体制和资源两个方面来理解中国城市社区组织的发展，它们是制约中国城市社区组织发展的关键因素。

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组织的基本形态是行政化社区组织与民间社区组织并存，它们在自主性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当前中国行政化社区组织被赋予了矛盾性的功能诉求，导致自主性缺失的现实困境。基于对长春市和心俱乐部、东站十委等的调查资料，本文分析了两个典型社区组织的内源性发展特色以及政策意义，认为可以从体制和资源两个方面来理解中国城市社区组织的发展，它们是制约中国城市社区组织发展的关键因素。

风险社会的理论研究是为了规避风险、促进社会和谐。风险社会理论集中揭示了当代社会发展的悖论和风险社会的结构性困境。中国面向未来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在目标选择上包含着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悖论和风险社会的结构性困境的双重超越。在当代中国，伴随着风险问题的凸显，发展与风险的关系成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存在的风险在现实中体现为诸多的不和谐因素。这就要求在发展与和谐的辩证关系中来化解风险，从调整社会发展方式出发来超越发展的悖论，开创出一条摆脱风险社会困境的反省式现代化道路。

中国公众面对环境污染风险时表现出一定的“强行动意愿”和“群体化行动”倾向，表现在公众会采取“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看法，表达反对意见”“向媒体反映”“向环保组织反映”“联络更多的人，集体向政府施压”的行动选择。对于公众面对环境污染风险下“强行动意愿/群体化行动化”倾向，结合现实中不断发生的针对现实的和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害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我们提出要注意中国社会出现的群体性事件的一种新表现——“风险冲突”。风险冲突主要是由公众考虑到诸如环境污染等当代新风险在未来可能对其造成的不确定损害而引发的群体性行动表现。风险冲突主要不是由既得利益受损害而引发的，而是由未来可能发生的损害即风险引发的，损害是不确定的，风险是被建构的。风险冲突在当前中国转型社会阶段，可能与公众对基层政府的信任缺失、政府应对措施缺乏弹性、公众风险意识的增强和感性化、风险专家体系滞后等情况相结合，发展成为一种多重复合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