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地建设新式工业，有许多困难是无法避免的。例如内地经济组织不完备，各门生产事业未能齐头并进收联络互应之效，加以原料不充足、机器不齐全、交通不便、治安不良，在在足以阻碍工业之进展。然而〔近〕年来事实的昭示，使一般人士逐渐感到上述这些困难，并不算得太急迫，还可以徐图补救。而我们自认为有办法的劳工因素，却成为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并已引起各方面的讨论，好像黄汉瑞先生在《论战时技工管理》一文里（《新经济》二卷一期）说过一段话：“许多物质上的困难，就内迁工厂而言，有些已告解决，有些已在解决中，惟有一人为的困难，大家都感觉到了，似尚无具体办法，这困难就是技工管理。”张平洲先生也曾提出“经济建设不要忽视了管理问题”（《新经济》三卷四期），张先生说“我们已往各种企业的失败，失败于管理的成分，恐怕要比失败于技术的成分多些”。而杨端六先生于《再论战后内地工业建设问题》文中（《今日评论》四卷十七期）亦特别论到管理和训练问题。费孝通先生在《论西南工业的人力基础》（《今日评论》第四卷第十四期）文中，也曾指出“人的因素”的重要性。最近重庆《大公报》（念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有一篇社评，题为《工业化的两个重要问题》，一为技术人员的数量，一为工业人员道德之养成。诸如此类的议论，很足以表示牵涉的范围很广泛，其性质尤为复杂而特殊，本文将专论劳工的地域来源，其他问题留待以后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