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闭关自守的时代，劳工的生活是好是坏总是关在我们自己的家里，他们生活程度的高低，是由我们的社会总财富和分配的制度来决定的，全部的抉择是操之在我。到了现代，经济行为已经冲破了国家的界线，不独我们的生产效率，生产成本等等和别个国家的生产情形已经是息息相关，我们劳工的生活状况也跟着和别国的劳工相陪衬相连锁，再不容一个政府把它当作一个隔绝的问题作独断的解决了。在十八世纪的时候，欧洲的矿山上，劳动者尽管还带着脚镣做苦工，可是到了二十世纪，再还有这种情形，不独是在国际观瞻上说不〔过〕去，别的国家为了不使某一国过分剥削劳动而在市场推销上占优势，也得想方法干涉或协议，于是在工人待遇上渐渐采取相同标准的趋向（见本文本五节）。毫无疑问的，现在工业先进国家的劳工生活的确比较我们的高，但是我们也未尝没有提高劳工生活的心愿，只是在目前生产条件之下，纵使惠工有心，仍然会感到无从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