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开始以来，最高的教育当局和主持各大学的人所最感觉痛苦的一点是，总想在这非常的一般局面之内维持原有的与一向认为正常的大学机构。大学的数目至今是一样的多，说不定还多了几个，旧的有取消的，或暂时停办的，但同时也有新的添置。播迁到内地的学校，虽在流离颠沛之中，院系的组织，学程的开设，师生的数量，图书仪器的设备，学分与学年的限制，必修选修的分配，上课、请假、休学等等的规则，一切以前所有的如今都完全依样的有，即使事实上有做不到的，表面上也不能没有。这种努力，这种知其不可而为的努力是值得赞美的。我们的教育政策似乎和外交政策很有几分相像，就是，同样的采取以不变应万变的铁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