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是香港职业健康及安全政策体系的探索性研究，目的是了解香港职业健康及安全政策体系的历史推动力、依附轨迹和政策结果。本研究以Pempel（1998）的国家体系理论和Esping-Andersen（1990）及Gough（1999）的福利体系理论架构为基础，采取历史回顾性的单一个案（潜嵌）设计，对1947～1997年的香港职业健康及安全政策体系整全个案和建造业健康及安全政策体系潜嵌单位进行全面、深入和多面向的探究。本研究发现香港分散及力量薄弱的工人阶级集体力量、信奉新自由主义而力量强大的金融资本与殖民地政府结合的管治联盟、行政主导及有限民主的政治制度、积极不干预的经济政策及低度发展的劳工和社会福利制度及全球化经济等因素的互动情况下，催生了香港新自由职业健康及安全的政策体系。本论文的实证研究显示香港的职业健康及安全政策体系接近新自由主义的原型。香港新自由职业（包括建造业）健康及安全政策体系是会穏定发展的。当香港面对外在和内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压力时，其政策体系的响应方式始终不偏离新自由主义的依附轨迹，有的只是政策范式的变化而没有出现范式的转移。本研究亦发现新自由职业健康及安全政策体系依附轨迹运作的结果，是低度发展的福利和严重的职业伤病意外和死亡。这些结果分化了社会阶层和巩固了香港管治联盟的权力基础，从而反过来巩固新自由主义职业健康及安全政策体系。本研究也发现新自由职业健康及安全政策体系的实践是多元的。虽然属于同一体系，不同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空和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下有不同的实践。香港属于低度介入及自愿性自我规管类型。最后，本论文对改善香港职业健康及安全政策和未来研究领域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