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美国家的经验来看，媒体一直以来在大众风险认知和建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贝克在他的自反性现代化理论中指出：媒体对风险事件的塑造，使得中产阶级获得了参与风险争论的文化资本和技巧，因而促使亚政治形成（Beck，1992）。而杨国斌则指出中国传媒的尴尬地位：需要服务与服从于党、国家和市场三方面的需要（Yang，2005）。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风险信息交流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读者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备来解读媒体对风险的报道，并用于日常的谈资和论述。从我国大众在福岛核危机前后对核风险的认知和建构的情况来看，传统媒体的报道的确引发了大众对核事务的关注。而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发展为风险的认知和建构提供了必要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大众在认知的基础上建构核风险需要一个言论自由的、独立于政治体制之外、不受官方干预的公共领域。网络社会以其公开性、透明性及匿名性成为大众表达对核电风险看法的绝佳渠道。同时，网络社会还在反核活动中起到了社会动员的作用。例如，在“银滩无核”网络反核运动和“江门事件”中网络平台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动员作用。以网络作为平台开展的反核活动引发媒体的宣传和报道，从媒体宣传中获得反核信息的更广泛的大众又回到网络平台上发表自己对于核风险的看法和对于反核活动的评论。在这样的基础上我国的媒体与网络平台开始逐步形成核风险建构的联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