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参与劳动市场的趋势，让“母亲”这个社会角色出现很大的转变。女性工作后，女性作为母亲不再只是“孩子照顾者”，同时也是“工作者”。通过相关文献的回顾，本文发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于母亲作为“照顾者”以及“工作者”均设有一套规范性标准。这两套规范性标准本质上相互矛盾。过去透过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这两套截然对立的规范性标准被巧妙地“分隔”在两个空间与不同性别的个体身上。女性工作后，这样的“分隔”被瓦解了：每个同时具有工作者与母亲身份的女性都得面对两套规范性标准所构成的“文化矛盾”困境。本文透过13位就业母亲的深度访谈，试图就“微视”层面去探究女性在文化矛盾困境下的母职经验。从访谈文本中，我发现对女性而言，“做母亲”这回事并不止于回应孩子基本的生存需要，它也在养成“理想的人”。但社会的变迁的确改变了女性“做母亲”的样态。首先，“专家知识”取代“重要他人”，成为新世代母亲学习母职最重要的取径。其次，年轻一辈的母亲不仅自己期许继续保有“工作者”的身份，整个社会也期待她们去工作。不过女性并没有因为工作就降低“母亲作为孩子照顾者”的标准。为了逃离文化矛盾困境，许多女性试着采取一种不同于男性的“理想工作者”标准来投入工作：工作不能阻碍她们实现“母亲作为孩子照顾者”的理想。结语将聚焦在文化矛盾可能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