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5世纪开始，在西欧，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开始萌芽并日趋发展，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前驱者们，在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基于对货币资本和雇佣劳动的需求注意到人口问题。重商主义者为适应资产阶级原始积累时期的利益，不论英国的托马斯·曼（Tomas Man，1571～1641年）、法国的孟克列钦（Montcretien，1575～1622年），还是意大利的乔万尼·保太罗（Giovanni Botero，1544～1617年）都主张增加人口，把人口众多看成国家富强的源泉。托马斯·曼说：“在人数众多和技艺高超的地方，一定是商业繁盛和国家富庶的。”〔英〕托马斯·曼：《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袁南宇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12页。保太罗同样把人口看成比货币和国土更为重要的财富的源泉。在重商主义者看来，人口多，国家可以征收更多的赋税；人口多，生产的产品也愈多，用于出口则可换回更多的货币——金银；人口多，兵源也就丰富。重商主义者大多数人主张对外贸易，扩大殖民地，夺取殖民地的金银财富。这就需要有一支征服殖民地的军队，因而人口和兵源至关重要。从这种财富关系与人口思想出发，重商主义者便主张人口增殖，提出奖励生育的政策，以至主张夺取、同化其他国家的人口来归属本国。在重商主义的经济学家中也有人注意到了人口增长要受生活资料的制约。例如，保太罗认为人类的增殖力是无限的，而提供食品的供养力是有限的。法国的重商主义者中，理查德·坎迪伦（Richard Cantillon，1697～1734年）也认为人口增长受生产资料的限制。生活资料增长则人口增多，如果人们得不到足够的生活资料，人口就会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