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印度和中国先后走上了独立发展道路。当时，两国都是穷国，发展水平差别不大，印度在基础设施等方面还优于中国。但到1970年代末，经济社会进步的天平开始明显偏向中国。在20多年改革中，中国经济又有了长足发展。到世纪之交，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40美元，印度为460美元，中国已经大大超过印度。在人类社会发展方面，1998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居世界第98位，印度居第132位，中国继续保持明显的优势。
但是，在这个令中国人骄傲的中印对比中，印度的喀拉拉邦是一个例外。这个邦的人类社会发展不但大大好于印度整体水平，甚至在几个主要指标上优于中国，以至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例如，印度人均预期寿命比中国少10年，而喀拉拉邦的人口却比中国人长寿2～3岁；印度人口出生率和婴儿死亡率分别相当于中国1倍半和两倍多，而喀拉拉邦的这两项指标都比中国还好。印度人口识字率远远低于中国，妇女中只有30%～40%受过教育，而喀拉拉邦几乎实现了全民识字，在90%以上的人口（包括70%～80%的妇女）中普及了教育。
与通常预料的相反，喀拉拉邦并不是印度国内经济发达地区。事实上，这个邦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人均收入处于全国20多个行政区域的中下游，经济增长速度长期低于全国水平，失业问题一直比较严重。
喀拉拉邦在经济低度发展下所取得的社会进步，被一些人看作第三世界发展的一个独特的模式，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曾经把它作为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个案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个地区以300～400美元的人均收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些主要指标上，取得了几乎相当于人均2万多美元以上发达国家的水平，以至发达国家的一些有识之士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到底需要多少收入，才能实现较高的人类社会发展水平？
一些流行观点认为，在经济欠发达的条件下，没有可能实现社会进步，所以，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不能奢望更好的生活质量和更高的人类发展成就。自然，社会进步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而发达国家的人类社会发展水平通常比较高，这也是事实。但是，迄今为止，并不存在一个衡量或预测社会进步的客观经济尺度。一些经济水平类似的发展中国家，人类社会发展成就却往往存在很大差别，这种差别，清楚地反映在国际组织发布的各国经济排名和人类社会发展排名的“错位”上。事实上，对大多数国家来说，“错位”更像是一种常态。喀拉拉邦就是这类“错位”中的一个典型，是社会“超常”发展的一个案例。
喀拉拉邦的实践表明，在经济收入水平不高的情况下，要取得较快的人类社会进步并不是不可能的，但这种发展离不开一系列重要条件，其中包括有意识地实行有利于人类发展的社会公共政策，合理动员和利用各种资源等，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更核心的问题，这就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思路。
那么，喀拉拉邦的成就是怎样取得的呢？
带着这个问题，也带着对喀拉拉邦发展模式的某些疑问，2001年7月，笔者随团到喀拉拉邦进行了两周访问，其间笔者与邦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基层村民组织等机构的相关人员进行了座谈，访问了基层政府、农村、学校，了解了卫生保健和社区发展项目等，还与活跃的“民众科学运动”当地领导人和参与者进行了讨论，对喀拉拉邦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坦率交换了意见。
一次实地考察自然不可能提供所有答案，但是，它让我们对喀拉拉邦的发展模式，对产生这个模式的机制、途径和种种创新努力，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第一，重视人类社会发展必须落到实处。在这个邦，这绝不是一句空话，它得到了遍布城乡的教育、保健和社区参与网络的有力支持。喀拉拉邦通过学校教育和大规模扫盲运动，已经取得了全民识字的巨大成就，普通农村妇女都能看书读报。在每个乡，都能看到广泛分布的学校、基本医疗中心和技术推广组织。例如，我们访问的Kumarakon乡有14所学校，其中2所中学，4所高小，8所初小，还有一个拥有100个职员的农业研究所。从小学到大学，公立学校全部免费，甚至农村小学也都为学生提供免费午餐。经过长期推动，儿童入学已经被当地群众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每个乡至少还建有一个图书馆和一个基本医疗中心，后者为村民提供免费医疗，尽管条件并不是太好，但在提高村民身体健康水平上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政府眼睛向下，关注基层，关注大多数。由于政府长期实行侧重农村的发展政策，这个邦的城乡差别不明显，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是不多见的。有的城市，例如州政府所在地，缺乏所谓“现代都市”气派，相应地，农村地区并没有印度其他一些农村普遍存在的赤贫、破败、凋敝景象。在资源一定的条件下，这个邦把更多资源用于农村发展，这对于一个农业人口占80%以上的地区来说，无疑更有利于生存环境的改善和生活质量整体水平的提高。这里农村所具备的基本住房、卫生、饮用水等条件都反映了以人为本的发展思路，是政府有意识的政策选择的结果。
第三，当地独特的政治结构发挥着重要作用。喀拉拉邦长期受印共领导的左翼势力影响。自1957年以来，印共（马）为首的左翼民主阵线和国大党为首的联合民主阵线轮流执政，也就是说，印共（马）每10年有5年在台上，这就为实践该党的政治理想创造了条件。在印共（马）掌权期间，通常都大力推动社会发展项目，着意缩小贫富差别和城乡差别，自觉地为广大中下层民众谋利益，把政府变成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有力工具。
举一个例子。1996年，印共（马）为首的左翼民主阵线经过选举在本邦执政后，开始实行一项还财于民的政策。这项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在占邦全部预算一半的计划发展基金中，邦政府决定拿出40%直接由村民决定如何使用。这就意味着，每个公民都有权直接参与决定整个政府预算中1/5资金的使用。这笔基金到底有多大？在上面提到的那个乡，它相当于其当年总收入的43%。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激进的分权措施，意义十分重大。每个公民都能参与决定相当大一部分政府预算的使用，这涉及一系列我们熟悉而又久违了的概念，例如“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或“来自人民，还政于民”。它还涉及如何使民众普遍动员和组织起来，建立人民自我管理机制，实现真正的民主等问题。
第四，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不仅来自掌权的左翼政党，自下而上的民众动员可能发挥了更重要、更持久的作用。当地活跃着一些很有影响力的群众性（或非政府）组织，其中，“民众科学运动”的作用可能最为突出。这个运动发端于1962年，由一些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和其他实践知识分子发起，目前有5万成员，是一个独立于政党之外的组织。几十年来，它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所提供的理论思考，都值得专门论述。简要来说，这个组织长期坚持深入基层，深入民众，举办各种农村科学论坛，让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协助把科技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同时鼓励知识分子到民众中去，了解民众的真正需求，力争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代理人。运动的口号是“科学为推动社会革命服务”。“民众科学运动”举办农村科学论坛，通过民间艺术演出等形式把群众组织起来，开办医疗营地、农业展览，进行深入研究和调查，普及各种有关农业、工业化、环境保护、健康、教育等方面的知识。它所发起的全民扫除文盲运动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不仅在本州扫除了文盲，在全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常年活跃在田间地头，致力于推动参与式民主，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
总之，在喀拉拉邦的考察令人想起了改革之前的中国，但不同的是，喀拉拉邦自下而上的特点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