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现代化与中国经验

摘要：

提出“东方现代化”这个概念，是因为在过去若干个世纪中，现代化几乎与“东方社会”无缘。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在很多人看来，“东方现代化”是否可能，是一个只能“悬置”的问题。起初“东方”还只是一个地理和文化的概念。在中世纪，地中海曾被看作世界的“西方”，中世纪以后，西方人眼中的世界中心转到西北欧，世界的范围也扩大到南美洲和北美洲，这种地理和文明范围的扩大，也导致东方概念的变化。16～17世纪，西方向东方扩张，东方世界被按照离世界中心——西欧的远近划分为近东、中东、远东。在从黑格尔到汤因比的历史哲学中，“东方”文化都是被“西方”文化超越的存在。马克思也曾猜想，东方社会可能不同于西方的进化型社会，他依据当时有限的东方社会的文献，特别是印度的文献，指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理解亚细亚社会结构高度稳定的一把钥匙。他说：“这种简单的生产肌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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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培林:博士，研究员，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学部委员，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主要研究领域：发展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工业社会学。主要研究成果：《村落的终结》（专著）、《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学分析》（专著）、《和谐社会十讲》（专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专著）、《转型中的中国企业：国有企业组织创新论》（合著）、《新社会结构的生长点》（合著）、《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合著）、《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合著）、《中国社会发展报告》（主编）、《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主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