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营利组织的兴起并在社会生活中有所担当，是20世纪中国最激动人心的现象之一。如同非公有制经济的兴起对市场经济的基础作用一样，非营利组织对公民社会和社会民主也是基础性的。非营利组织壮大所带来的社会多元性，将最终消解政府对公共权力的垄断，促成民主社会的形成。到目前为止，中国登记在册的非营利组织有42万多家，因为体制原因，活跃在社会生活中没有登记的组织是这个数字的...

转型期中国行业协会的两种最主要的类型是体制内生成（自上而下模式，即官办型）的行业协会、体制外生成（市场内生的自发模式，即民间型）的行业协会。体制内生成的“官办型”行业协会主要是指通过分解和剥离原来的政府行业主管部门，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成立和培育起来的相关的行业协会，此类行业协会的产生主要是基于两种需要：一是从计划经济下的部门管理转向市场经济下的行业管理的需要...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是联邦制国家，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以及北爱尔兰群岛有各自的法律体系。总的来讲，英格兰和威尔士体制大致相同，而北爱尔兰群岛则大相径庭。慈善法以及有关慈善的法律各地方不尽相同，但相互联系。本章重点介绍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情况。

近年来我国在监管领域改革的盛况，似乎没有带来监管理论研究的突破。现有的监管理论并不能完全适应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根本原因在于现有理论秉持狭义的“政府监管”范式，忽略了其他监管主体的功能。文章提出引入回应性监管理论来构建多主体合作的“大监管”格局。这个“大监管”中的“大”并不简单等同于最近几年地方政府“大市场监管体制”改革中的“大”。文章意在对此轮大...

根据《国务院关于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18号），北京市委、市政府着眼首都核心功能和自身特点，经反复研究，慎重决策，设计了上下“两结合”、监管“全覆盖”的食品药品监管新体制，变多环节监管为集中统一监管，在全国率先完成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任务，初步建立了统一、权威、高效的监管体系，为首都市民“舌尖上的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不仅是保障公众健康和安全的需要，也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内容。2023年，我国市场监管部门、药品监管部门在健全食品安全工作机制、深化药品审评审批改革、构建中药监管制度体系、完善疫苗监管机制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有效推动了食品安全“两个责任”落地落实，支持区域性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了市县药品监管能力标准化建设。展望未来，食品药...

社会体制是指在不同社会主体之间配置社会资源、机会，以及规范社会主体行为和权利义务的一系列体系化规制，社会体制改革的任务是使资源机会配置趋合理化。当前我国社会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体制滞后于现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社会体制内部存在双轨运行、“强国家—弱社会”资源配置格局以及利益关系协调难点等问题。因此，社会体制改革成为新历史转折时期...

近年来我国慈善监管理念、目标、体制等已开始转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的颁布肯定并进一步推进了这种转型。具体来说，慈善监管转型包括：监管理念从严格控制到分类控制，再到培育发展；监管目标从维持秩序到保障权利；监管架构从“登记管理+业务主管+相关部门”到“主管部门+相关部门”；准入监管制度从双重许可制转向直接登记制；监管手段从“刚性”监管...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监管（regulate）非营利部门方面负有主要责任，同时它们也掌控着对非营利组织进行支持和激励的主要资源和机制。州以下层面的地方政府情况比较复杂。总体而言，虽然许多地方政府也制定了管理非营利组织慈善募捐或使用公共场所的法律法规，但它们同非营利组织关系的更侧重于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向本地居民提供公共服务，解决形形色色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划定并严守生态红线已上升为一项重要的生态保护战略，是改革生态保护管理体制、推进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体现了我国以强制性手段实施严格生态保护的政策导向。本文基于生态红线提出的背景与意义，阐述了生态红线体系的概念、特征以及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针对如何推动生态红线战略的实施提出了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