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激发社会组织发展活力，推动社会创新，北京市在社会组织的体制改革和培育方面积极探索与实践，在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政府购买服务体制机制、登记制度改革以及新型社会组织建设方面不断创新。北京市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具有行业性、专业性的社团发展突出，民办非企业在教育、科研领域贡献大，社区社会组织功能初显，国际非政府组织云集。但社会组织发展不均衡、内部治理能力不健全、政策支持体系与规范不完善等问题依然存在，当前推进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明确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完善法制，转变理念，加强社会组织的自我建设与改革创新。

随着中国社会的急速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在其社区治理中面临诸多的挑战，有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这些社区治理中面临的新问题都呼唤社会组织的诞生，让基层社区中的居民有机会组织起来，并通过组织的形式提供公共服务，表达公共利益诉求，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在参与过程中培育社区领袖和现代公民的权利与责任意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自治。本文首先对北京社区社会组织的概况进行描述，其次对在城市社区层面存在的组织进行分类，再次对经验研究中收集的第一手资料进行分析，最后对社区社会组织在目前北京社区治理中的角色与挑战进行阐述。

本文以社会企业的发源地英国为主体，首先介绍了英国社会企业的概念。其次从英国慈善传统、社会制度变迁和公民社会三个维度介绍了英国社会企业的起源。再次从总体规模、领域分布、法律形式、监管部门和收入来源五个方面介绍了英国社会企业的现状。然后从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两个方面归纳出英国社会企业的功能。最后结合中国社会企业现状提出了其对中国的若干启示。

“十二五”时期改革与发展是北京社会组织的两个工作主题。在政府和市场双重助力下北京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同时推动社会组织体制改革，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北京社会组织的改革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北京社会组织发展形成首都特色，未来发展前景看好。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伴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在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缓解这些问题。与此相对应，在社会领域中各类公益性的社会组织以各个项目和活动的形式培育现代社会公民所应具有的美德和参与精神，倡导社会的公正，在行动与实践的基础上协助政府探索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途径和模式。本文通过对北京市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定性研究，描述和分析了此类组织在中国的特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现状、功能与困境，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强化人民团体在社会管理中和服务中的职责，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这一方面显示出执政党已充分意识到社会组织和群众参与在创新社会管理中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是对近十年来不断增长的社会自治力量的回应。本文将以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大陆公民社会组织数据库”中北京地区92份问卷调查的数据以及笔者近些年田野调查的资料对北京市草根社会组织的生存状况进行描述和分析。

本文遵循帕特南的理论模式和相关研究成果，提出了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能够逐渐实现自治，也能够产生社区社会资本，进而推动社区发展这一推论，并在此基础上于北京市D街道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田野调查。通过对D街道社区营造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社区营造中的社造工作坊和公益微创投的工作过程，能够有效推动城市社区参与。随着居民社区参与的增加，长期又频繁的互动逐渐形成社区规范，增进社区信任，构建起的非正式社会网络逐渐形成社区关系网络，从而培育了社区社会资本。同时，社区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再次促进社区居民参与，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社区居民逐渐满足自身利益诉求的同时也实现社区共同需求，增强了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形成的社区信任、社区规范化和关系网络使得更多的资源参与社区治理，从而优化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推动社区自治，促进社区发展，达到社区“善治”。

本文以北京市延庆县为个案，从历史与现状、特点、模式和成效四个方面对北京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进行细致阐述，并对其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更是一个社会组织，已逐渐成为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社会建设领域中的重要载体。

多元共治的社区治理结构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抓手，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则是实现“共治”的关键。对于解决当前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出现的“弱参与”困境，社区社会资本则提供了一种整合性、包容性的新思路。本文通过对F社区和Z社区社会资本形成路径的分析发现，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就是发现居民特定的社区交往需求并为其创造相应的结构性条件，从而使社区成为一个持续的互动系统。以人为本的社区空间、发育良好的社区社会组织以及完善的社区治理结构是居民交往需求转变为实际交往行动的必要条件。在社区社会资本形成过程中，国家和政府的合理介入发挥着“引导程序”作用。

支持型社会组织作为专业性力量参与到社区治理各个环节当中，通过“引入并培育多元主体”“构建支持网络，促进主体间合作”“利用社区公共空间形成社区共治长效机制”的方式，一方面构建了社区协同治理的多元主体共治格局，另一方面有效盘活并系统性提升了社区社会资本存量。社区协同治理格局的形成和社区社会资本的积累存在“互构”关系，二者协同发展使得社区共治和善治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