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保险是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2月12日，《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正式通过“单独二孩”政策并进入实施阶段的背景下，本文研究北京市单独家庭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前提下分析了单独二孩政策对生育保险产生的影响，并对《社会保险法》中生育保险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完善生育保险制度的政策建议。

对北京已生育二孩女性职工工作和生活状况进行调研，发现被调查女性职工对工作生活平衡状况的自我评价并不高，平衡工作家庭责任、应对结婚生子和性别歧视等是已生育职场女性面临的常见问题，已生育二孩女性职工存在一定工作压力并且对家庭的满意度不高。家人给予支持、双职工家庭、子女不在身边的女性职工的工作和生活平衡感相对较好，已生育二孩女性职工认为养育子女和工作负荷影响她们的工作生活平衡状况。为促进生育二孩女性职工工作生活平衡，建议政府有弹性地延长产假时间，建设社会化幼儿托管所和育儿育婴机构，更新医学设施，加大生育政策的宣传力度；建议企业建立灵活化、弹性化工作制度，例如弹性工时、远程办公、家庭办公；男性也应共同建设家庭和承担家庭劳动。

本文对北京家庭妇女灵活就业状况进行调查研究，数据显示家庭妇女灵活就业有以下特征：总体收入较低，灵活就业行业相对集中，偏向服务业与手工业等，同时出现劳动关系脆弱、缺乏社会保障意识等问题。平衡照顾孩子与工作时间、家庭支持、互联网普及程度与社区宣传程度是影响家庭妇女灵活就业的重要因素。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切实维护灵活就业人员的权益，提高家庭妇女的社会认可度，增强家庭妇女的社会保障意识，从而进一步改善家庭妇女灵活就业状况。

2018年，劳动年龄人口继续减少，全国就业人员数量结束数十年来持续上升的态势首次出现下降，求人倍率持续上升，就业总量矛盾有所缓解，工资水平增速提升。职工就业的产业和行业结构调整较快，就业结构矛盾明显，迫切要求职工转换就业能力。青年失业率较高，高校毕业生和白领等求职市场求职难度有所上升。农民工总量增速降至近10年的低点，就业出现“逆城镇化”和返乡潮。自营劳动者、家庭帮工、劳务外包工和平台就业人员等各类灵活就业人员规模较大。过半职工存在加班现象，部分企业实施“996”工作制。未来，劳动力减少和城镇化发展，国家系列宏观战略、稳定企业发展和促进就业的政策出台实施，有利于保障职工就业，然而全球经济放缓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以及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供给侧改革中的阵痛等因素对就业的挑战不可小觑。应对就业领域的挑战，需要从稳定就业需求，提升各类群体就业积极性，通过完善就业服务提升劳动者就业适应性，以及平衡政府、企业和劳动者的责任和提升劳动力市场安全性等多方面着手。

外来人口是北京常住人口的重要构成部分，其社会保障问题关系这一群体的切身利益。本文以生活服务业从业人员为例，探讨北京市外来人口的社会保障状况及其影响因素，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性别、户口类型、学历、职业证书、在本单位工作年限和月收入等变量，对外来人口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参与率有重要影响。同时，当前外来人口流动性大，对社保政策了解有限和重视不够，以及社保转移接续等方面的规定未能激励外来人口参保的积极性。

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课题组将在此背景下研究以下问题：北京市城镇单独家庭的生育意愿；影响北京市城镇单独家庭生育意愿的因素；生育意愿与行为对家庭、社会和劳动力市场的潜在影响。本文试图从人力资本理论和家庭联合产出理论出发，结合实证研究法，主要从微观角度分析不同文化程度、性别、年龄、行业的生育意愿总结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从宏观角度分析生育决策与计划生育成本收益问题。此次调查表明：首先，“单独家庭”生育二孩意愿较为强烈，性别偏好逐渐淡化；其次，经济因素是影响生育意愿的最主要因素，自主意识的增强也深刻影响着新一代单独家庭的生育意愿。此次研究将对政策的执行意义进行评估和反馈，为加强政策的有效性提供合理化建议。

当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持续下降，就业结构矛盾依然突出。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增长明显，国有和外资企业就业有所下降。农民工总量增速有所回升，就近就业比例增加。不断壮大的新就业群体，呈现年轻化、技能和文化素质偏低、高度灵活性等方面特征。城镇私营单位和农民工平均工资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上升，职工就业稳定性下降，平台就业雇主责任和就业质量亟待提高。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就业虽然存在负面影响，但存在滞后效应。为此，建议适时放开“三胎”政策，降低抚养孩子的成本；加强面临就业转型群体的研判，提前做好专业技能转换和提高；完善和发展老年劳动力市场，鼓励有条件有意愿的老年人参与劳动力市场；妥善处理国际贸易争端，拓展出口国家和地区，降低对个别国家的贸易依存度，对受贸易摩擦冲击的企业提供“稳岗”补贴。建立适应各类新型非标准就业形式的劳动法律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安全网，提升劳动者就业安全性。

2022年，在就业数量方面，城镇调查失业率同比有所上升，青年失业率大幅上升；全国就业人员数量呈加速下降趋势，部分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值得关注；求人倍率冲高回落，一线劳动者和白领求职难度增加。就业结构出现逆趋势性变化，第一产业就业占比近20年来首次增加，第三产业就业占比近30年来首次下降。城镇就业规模60年来首次出现下降，城镇就业人口比继续下降；农民工总量创历史新高，本地就业和就近就业趋势持续。不同地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规模差异明显。在就业质量方面，职工平均工资增速创新低，不同职工群体工资差距继续扩大；社会保险参保人数和参保率提升加速；职工加班现象更为突出，劳动争议有所增加。在影响因素和新趋势方面，经济增速下行对就业的冲击需要时间恢复，新型灵活就业规模呈加速扩张趋势，工业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应用对就业产生冲击，未来一段时间青年就业压力依然突出。为此，应恢复经济增长信心和预期，创造更多适合当前劳动力结构的岗位，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向纵深发展，关注并采取有效措施降低青年失业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