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文化生活，既是全国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具体体现，又是我党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本报告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从职业、社区、文化三个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融入进行分析，并重点关注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融入的内部差异。本报告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融入状况总体较好，呈现明显的“半融入”过渡状态。无论是职业文化、社区文化还是观念文化的融入状况都比较乐观，呈现向本地市民靠拢的趋势。文化融入的内部差异方面，男性相比女性的文化融入要好一些；年龄越大且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更易于融入城市文化，这与其社交经验与能力直接相关；而迁移距离越远，越呈现内部抱团情况，故文化融入越差。

本报告是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现状调查及分析。报告从四个方面进行了介绍：首先说明了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表现；其次，分析了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的影响因素；再次，介绍了发达国家缩减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经验做法；最后，提出了调整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建议。

族群冲突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议题，而政治心理学则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研究进路。从族群冲突及其进程的心理因素来看，心理因素既可能是族群冲突的诱因，也可能是族群冲突进程中的参与者。对于这一心理基础和心理进程，学界形成了资源竞争论、社会学习理论、权威人格理论等解释路径，并通过自我实现的预言、羡恨交织等学术概念拓展了研究手段。然而各种单一理论无法有效解释复杂多变的族群冲突及其进程，因为复杂的社会事实超越了单一理论的边界和适用范围，这迫使我们采用综合理论来解释复杂事实。但问题在于，不同学者对于不同层面因素的作用给予了不同的权重，对同一案例中不同因素的作用大小甚至也争论不休，这将使得综合理论框架面临内在矛盾。因此，对于族群冲突及其进程中的心理基础，尚需要更为精确的作用机制分析和定量分析。

学界有关民族国家生成于何时形成了两种说法，即起源于绝对主义国家时期或起源于资本主义国家时期。这一争论与学者们对民族国家的内涵认识不一致相关。在民族国家内涵上，学界存在阶级视角、国家要素视角、历史社会学的制度视角、民族原则和国家原则融合等分析视角。这些不同的分析视角都认同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现代性是其内核，只不过它们强调了民族国家的不同内容、不同面向而已。由于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任务，现代的多样性导致民族国家的内涵充满了多样性，及其实践脉络的多样性。但毫无疑问的是，它是在竞争性的国际体系中通过竞争而获得当前地位的。

在民族和民族主义研究中，实体论具有重要地位，它包括客观实体论与主观实体论。前者长于民族的客观属性分析与内生分析，但忽略了民族的主观属性，忽略了他者和关系对民族自我的塑造作用；后者最为看重民族的主观属性，强调民族主义对民族的塑造作用，但放大了民族的主观属性，且落入从民族主义与民族两者的关系来界定民族的窠臼。文章引入关系实在论来阐释民族和民族主义，旨在消解民族的实体本体论地位，并将民族—自我视为过程性、动态性与稳定性的关系化实体。在此基础上，文章区分了两个层次的流动的、关系化的民族自我和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1）国家民族（主义），公民民族（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之间的竞争共生关系；（2）在第一个层次之上的民族自我与其他内部他者、外部他者之间的竞争共生关系。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一周双休制度实行以来，居民休闲的物质条件大为改善，享受休闲生活已成为居民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为了全面了解城市居民时间分配情况，北京市统计局对北京市城八区2000名城市居民进行抽样调查。本章主要呈现了统计调查的结果并分析。

文章首先描述了城乡居民收入总体呈稳步增长趋势。其次着重分析了收入分配领域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及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最后，文章就和谐社会目标下的收入分配对策进行了重点研究。

随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人们趋向于到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谋取经济利益，个人和家庭的生存空间随之呈现出高度流动性的特点。与人口的大规模城乡流动相伴随，由于制度上的阻隔以及进城务工农民在经济承受能力等方面的障碍，农村留守儿童群体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与农民工流动相伴而生（辜胜阻等，2011）。正是由于生存成本及社会福利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进城务工的家庭不得不将自己的孩子留在农村户籍所在地，由此形成了大规模的留守儿童群体并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

本文以福建晋江为案例，以晋江精神为切入点和着力点，探讨晋江精神对于晋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新晋江模式后面的文化动因，试图从地方文化的角度阐释文化对县域现代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