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费改革后，农村出现了严峻的信访困局，这与治理型上访、谋利型上访和维权型上访等主要上访类型的呈现及其相互关系有关。治理型上访在税改后猛增，是当前信访困局的导火索和诱导根源，正是因为治理型上访的增加，基层政府信访压力剧增，才会有谋利型上访从中搅局、谋利的空间；而谋利型上访将自己装扮成权力的受害者、维权斗士，又使整个上访被媒体、社会认为是具有维权道义的，从而使维权型上访继续支撑着信访困局，形成恶性循环。突破当前的信访困局，一方面要重建农民上访的平衡机制，将各级信访控制在一定数量；另一方面要重塑乡村组织的治理责任和权力，提高乡村治理水平，从而减少治理型上访。

在社会性别视角的审视下，由于农村普遍存在的“传宗接代”理念和“外婚制”、“从夫居”制度，造成了女孩“未曾预料的出生”和“无法延续的生活”，进而使得女孩在父姓家庭、家族、村落的身份与角色变得模糊不清和不确定。由此可以看出，农村社会的社会性别建构服务或服从于家族的“传宗接代”和“外婚制”、“从夫居”的文化规定，而其根子在于“传宗接代”的价值理念。

论文以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为基础，基于家族政治的视角理解农民集体行动的逻辑，并提出了“地方性表达”这一概念来为农民集体行动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框架。作者不仅拓展了以“气”为核心的伦理视角对农民集体行动本土特性的解释，而且对侧重从民主—权利框架理解农民上访问题的主流研究路径进行了反思，并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农民集体行动与西方社会运动的差异。论文认为，农民集体上访不仅受以家族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结构的制约，而且跟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渗透与改造紧密相关，其深层逻辑应该放置于国家与农民互动关系中去理解。农民的地方性表达行为既非纯粹的理性选择，又非单纯的情感性行动，而是基于地方性规范的考量和伦理共同体的支撑所做出的集体行动。最后，文章还建构了一个以家族因素为基础的表征农民集体上访特性的区域差异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