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于2010年达到峰值，过去两年都是绝对减少的趋势，人口抚养比也开始提高，标志着人口红利在中国的消失。在长达30余年的时间里，改革创造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条件，使中国得以享受人口红利，取得了高速经济增长，已属难能可贵。按照人口转变规律，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必然发生，人口红利终将消失。而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经济增长速度也不可避免地从超常规转为常态。 既然人口红利消失和经济增长减速是规律性的现象，我们需要学会接受这个现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所作为。目前，仍然存在着诸多体制性障碍，妨碍生产要素供给能力、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潜力的充分挖掘，通过在重要领域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获得制度红利。这种制度红利可以直接转化为潜在增长率的提高，不仅足以抵消人口红利消失对潜在增长率的负面影响，而且可以使中国经济增长更加协调、平衡和可持续。因此，本辑《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以“从人口红利到制度红利”为主题，着眼于探索如何通过改革创造中国经济增长长期可持续源泉。 本报告作者不仅包括相关学科的学者，也包括投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各章作者分别从人口变化趋势、劳动力市场走向、社会保障和就业状况，以及宏观经济形势等角度，揭示潜在的制度红利，并提出了有关人口与生育政策、就业政策、户籍制度、新型城镇化、教育体制和经济增长模式等领域的改革建议。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劳动力市场在经历了刘易斯转折后，也将面临重要的结构转换，人口与就业政策面临着更多新的挑战。民生改善是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认识人口变化趋势、劳动力市场新特点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程，是深刻理解新常态的学理基础。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国仍然需要发挥经济增长的潜力，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奠定物质基础。然而，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以往依靠生产要素的粗放积累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维系。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需要以效率提升、结构优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人口与就业政策，也需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做出调整。正是在经济发展转折性的关头，我们组织了一批以新常态下的政策调整为主题的研究成果，致力于观察如何通过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改革来提高经济效率，如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实现更加包容和有效的增长，以及如何通过完善制度促进劳动力市场更健康的发展。

金融危机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短期影响，并没有改变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长期趋势。相反，这个短期冲击却以更多的证据检验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深刻变化。这个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特征。将突出地表现于后金融危机时代劳动力市场面临的重大挑战中。这本绿皮书从理论和经验上回答了诸如人口发展趋势如何、劳动力流动出现了哪些新特点、为什么就业压力和民工荒并存、劳动力市场应如何调整以适应未来的挑战、如何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城市化为什么可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怎样处理节能减排与扩大就业的关系等问题。

2007年以“刘易斯转折点”为主题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出版之后，在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领域引起很大的争论。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不管从理论上如何概括，应用什么样的概念来阐述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短缺现象越来越普遍毋庸置疑。因此，我们并不打算在这本绿皮书中离开这个主题，而是在继续提供新的证据的基础上，着重于分析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换句话说，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可以为我们提供哪些机会，以及如何在政策上因应这些可能的机会。具体来说，我们认为，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是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家庭提高其收入水平，改变其在收入分配中地位的大好机会。在政策对路的情况下，我们预期可以把刘易斯转折点与收入分配状况改善的库兹涅茨转折点结合起来，实现“边增长、边分配”。中国劳动力需求和供给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从此就一帆风顺、凯歌前进了。正如我们以往的研究所表明的，构成中国失业率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由结构性和摩擦性因素形成的自然失业率。解决自然失业问题，既有赖于劳动力市场功能的整体改善，也有赖于针对不同就业困难群体的就业扶助政策的完善。在这本报告中，我们针对农民工、青年特别是大学生和残疾人等群体的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了政策建议。正如以往一样，我们并不打算进行纯粹的理论阐述，而是在对经济发展规律性的认识基础上，着眼于提供发生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现实证据，归纳在当前发展阶段上的新经验，对未来的变化趋势做出判断。在本书中，虽然每一章节都具有独立成章的效果，但是，所有部分合起来，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特定发展阶段面临问题、政策应对和制度变革方向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