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现代人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容易产生一些负面情绪，例如焦虑和抑郁。国家卫计委2017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心理障碍患病率为4.06%，其中抑郁障碍患病率为3.59%。这些数据显著高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数据，表明心理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数占比有所提高。心理亚健康问题需要引起社会的重视。同时，经济发展还带来了中国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根据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人，新增网民达4074万人，网络普及率达到55.8%，超出全球平均水平。在年龄结构上，我国网民以 10～39 岁群体为主。截至2017年12月，10～39 岁网民的比例为73.0%。60岁以上老年群体的比例则仅为5.2%。而2012年美国65岁以上群体中互联网使用者的比例就已经达到了53.0%。这意味着，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中国老年群体中网民比例的提高还有非常大的空间。根据2018年5月腾讯公司发布的《老年用户移动互联网报告》，自2012年以来，中国老年网民数量增长130%，老年人接触并使用互联网的速度是整体移动互联网普及速度的1.6倍。老年网民的数量持续上升，占老年人口的20%，也就是说，每五位老年人中就有一位老年人使用移动互联网（腾讯应用宝，2018）。随着年轻群体中网民比例的饱和，互联网使用者的年龄分布呈现从青年快速向老年扩散的趋势，老年群体成为未来网民数量增长的重要来源。而一项在上海的调查显示，410位上海老年人中有超过60%的人在使用互联网（吴信训、丁卓菁，2011），这说明在中国的大都市中互联网在老年人中的普及率已经与发达国家比较接近。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使用互联网的行为与精神健康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国外一些学者发现，互联网使用与精神健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消极关系。Shakya和Christakis（2017）使用2013～2015年盖洛普社交网络调查（Gallup Panel Social Network Survey）数据进行研究并发现互联网使用不利于人们的精神健康。然而，其他一些以年轻人为主体的研究则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年轻人的精神健康产生了积极影响。互联网使用对精神健康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可能源自不同的年龄群体，年龄可能调节了互联网使用与精神健康之间的关系（Hardy and Gastonguay，2018）。但是，这些针对不同年龄组的研究都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证数据。而中国的相关研究基本上都聚焦于大学生和年轻人群体，还没有分析不同年龄群体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存在的差异性的比较深入的研究。因此，本章试图通过对有关上海调查数据的分析，探讨不同年龄群体的互联网使用者在精神健康方面的差异，并且重点考察年龄组这一因素是如何调节互联网使用行为与精神健康之间的关系的。换言之，老中青三代人在互联网使用方面的行为特征对其精神健康是否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自“9·11”事件发生以来，公共危机管理迅速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由于其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速度之快，给危机发生国家及地区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不同的危机所造成的后果也有所不同。为了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害，各国都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应对危机。欧洲各国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建立了一系列设施，进行危机管理。随着欧盟对公共危机管理的逐步重视，欧洲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逐步完善，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公共危机管理的流程主要分为预防、筹备、应对、修复四个阶段。公共危机管理的实施平台由国内转向国际合作，关注焦点从危机修复转向危机预防，实施主体从国家政府转向社区组织，保护对象从人扩展到基础设施。整个公共危机管理体系从纵向上看，建立了从欧盟到地方的联系；从横向上看，整合了各种社会资源。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公报指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在新形势下，必将有更多的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到社会治理的工作中来。其中，中等收入者群体将可能成为社会治理中最不容忽视的力量。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中等收入者群体基本上摆脱了生存的威胁，开始更多关注更高层次上的需求，更愿意将精力投入到物质之外的领域中去。“一个国家如果拥有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中间层，就可具备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发展的实力，否则，便难以抵抗各种经济风险或危机，难以迅速从各种社会、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难以获得持久发展的潜力”（陆学艺，2002）。为了充分发挥中等收入者群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促进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我们需要深入地了解中等收入者群体的主要特征和现实困境，正确认识中等收入者群体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定位，改善和提升中等收入者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和条件，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聚新力量。

幸福，作为人生的目的和权利，具有恒久而常新的意义。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是一种对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主观概括。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牵涉多种因素，既有人的诸多内在心理特点的作用，又有许多外在的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主要涉及性别、年龄、人格特质、健康、婚姻、收入、国家间的GNP等。国外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国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进行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但主要针对一些特殊的群体。本部分主要是从实证主义的视野来研究幸福感的问题，分为三个部分。

本章是文献部分，主要讲述了当前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视野下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在每个学科中，都对当前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进行了梳理。

本章具体到了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主要采用了1990年、1995年、2001年、2007年四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分析了主观幸福感的两个重要维度：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并在了解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基本状况后，分析了两者的影响因素。

本章具体到了上海市民的主观幸福感，主要运用2010年上海市居民幸福感的调查数据，从经济与社会保障、健康与安全、公共服务与休闲生活、居住与环境、总体满意度五个方面对上海居民的幸福感进行了概括。

本文基于住房阶层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来探讨中国城市居民住房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并通过对全国性的调查数据进行分元线性回归分析，考察住房阶层、社会地位、社区特征等因素对城市居民住房满意度的影响，最后得出结论, 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