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概述相关的田野调查材料，然后从神话和仪式关系的辩论入手，寻找田野材料之间的相关性。本文提出，即使我们是朝着一个相对抽象的结构模式努力，但在这个过程中，排斥神话文本之外的材料，尤其是历史方面的材料，将使我们的努力陷入停滞。也就是说，文本只有在展演文本的具体环境中才能获得具有实在意义的理解，才可能帮助研究者寻找一个理性的而不是诗性的模式。

宗教是具有多重性的复杂现象，它可能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维度，但是不可以简单化约成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有关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老一辈学者费孝通先生、林耀华先生在1957年共同撰写的《当前民族工作提给民族学的几个任务》一文中就早已指出，族别问题的研究在民族识别的政治决策中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民族名称是不能强加于人或由别人来改变的，我们的工作只是在从共同体的形成上来加以研究，提供材料和分析，以便帮助已经提出民族名称的单位，经过协商，自己来考虑是否要认为是少数民族或是否要单独成为一个民族。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各族人民自己来做的，这是他们的权利”。两位前辈明确地将民族识别研究放在民族识别决策的从属地位，认为“民族名称”是由各族人民自己确定的，这就是著名的“名从主人”原则。但是，如何实现“名从主人”，他们却未作详论。这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因为正如林耀华所说：“一九五四年，仅云南省就有二百六十多个族体上报族称。当时我们仅从表面分析，就发现‘族称’很混乱。有的用自称，有的用他称，有的用民族内部分支名称。一些人自报地方籍贯名称，一些人竟自报特殊职业的名称。还有的地方共同体受汉族影响深，讲汉话，民族特点虽不显著，但还保留强烈的共同心理感情等等。”既然族称问题如此复杂，那么，云南的260个族称是如何缩减到今天的包括汉族在内的26个民族呢？“名从主人”的原则发挥了什么作用？谁是名从主人的“主人”？这些主人又是如何“协商”和“考虑”，从而确定一个民族的族称的？其他族称为何被放弃？这个过程可以给我们什么启示？这些有关族称的问题，有助于我们从社会史的角度理解当下急需追问的“民族”建构过程，并深入理解这一过程与当下民族与民族主义知识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图以1956年云南省大理地区统战部组织的一次“民族座谈会”为例，探讨“白族”这一族称在民族代表中的协商过程。作者提出，“白族”族称的确定是一个“名称标准化”过程，它的确定既不是国家权力的决策，也不是学者意见所主导的，而是一个由地方精英主动靠拢国家计划的过程。族称的确定可以称之为各种原则共同作用下的一个“制造共同命运”的过程。这些原则包括“解放”和“落后”的话语、历史根据、避免歧视、易为民族成员接受、符合共产主义价值等。通过确定族称，民族成员的日常知识被陌生化（de-familiarise），融入与国家的共同命运之中，形成了一个短暂的“阈限”阶段。本文以大理白族自治州档案馆藏档案为原始资料，田野工作时间为2010年9月。

本文回顾了已有的针对喜洲的研究文献，并梳理了人类学的空间理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从社会空间和仪式复合性的视角切入，对喜洲进行再研究。大理喜洲内部的仪式实践和仪式活动，呈现了两套互不相同的地域崇拜体系，但它们又被超越喜洲的仪式体系——“朝圣”所涵盖，它们与朝圣相辅相成，构成了可称为等级结构的关系。

喜洲是一个有着三重定义的共同体概念，分别对应着市场、行政和仪式空间。此三者中，只有仪式空间是惟一稳定和属于本土的空间观念。因此，喜洲再研究把喜洲定位在仪式空间上的喜洲十六村。此外，文章从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经济方面来介绍喜洲。总的说来，喜洲是一个地势开阔、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生活条件优越的地方。

本文追溯了喜洲和大理的历史，与以往的社区历史材料不同，作者突出了喜洲复合文化现状的历史原因，以及复合文化在族性上的表现。大理的现状是一种复合文化，大理的历史是两个互动文明写成的，即中华文明与大理文化。两者之间的历时性关系，可以从族群认同的演变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含义中得到相对完整的体现，那就是族群认同的拉锯式变动。

本主是白族特有的崇拜现象，它有明确的地域特征，并有相关的组织制度和仪式实践。功能一致、各有辖区，是本主崇拜的规则。本主神管辖着一定的范围，并通过仪式强化范围边界，形成一套由功能复合的本主神分管不同地方而形成的地域崇拜体系。与本主发生仪式关联的佑民从来不是个体，而是属于两个组织：莲池会和家庭。

非本主崇拜作为从汉地传入的宗教形式，同样有明确的地域范围、组织和仪式。但非本主崇拜与本主崇拜逻辑不同，在地域关系上也有不同的组织方式和划分原则。与本主相比，非本主具有以下特点：非本主神祇的地域界限不明确，且仪式范围超出喜洲；非本主不一定单独有庙；与本主的平行结构不同，非本主的神祇各自功能简单，形成互补结构。

本文展现了朝圣仪式的情况，并强调朝圣核心就是“本主中的本主”——神都。在朝圣中，本主和非本主不再泾渭分明，而是融合在一起。大理的朝圣地不止一个，且彼此相关，从时间上看，它们构成了一个朝圣平面，而不是一条朝圣路线。朝圣主要有“接金姑”“送驸马”“绕三灵”三种仪式活动，它们由莲池会组织，参加的人都代表自己的家户。

大理的本主神来自外部，并在内外对立中通过外部克服内部而成立。因此，本主在神的起源、朝贺制度和莲池会的修行上都实践了用外部涵盖内/外矛盾的逻辑。而非本主越接近人，越具有灵验性。所以，非本主在神的灵验、地域转换和洞经会伦理上实践了用内部涵盖内/外矛盾的逻辑。内部与外部的关系构成本主和非本主两种地域崇拜体系的共同结构，并在朝圣的过程中被涵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