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正义的维护者与捍卫者，法律与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是社会有序运转的基本条件之一。伴随工业化的发展，法律与社会工作在不同阶段呈现内在亲和、相对疏离和重新回归的交互特征。在互构过程中，法律赋权并约束社会工作，而社会工作则以社会建构的行动路径反作用于法律。观照当前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这就要求法律以开放的姿态回应社会工作，建立健全专业伦理、社会工作立法和社会工作法，以此奠定社会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为社会工作者践行“社会使命”构筑现实机制。

在工业化浪潮下，家庭普遍经受了冲击与挑战。对此，西方福利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介入了家庭，推动了家庭政策的普及与发展。从纵向看，福利国家家庭政策在褪去了19世纪晚期原初发展的稚嫩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从“家庭主义”向“去家庭化”的黄金时期，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成熟与转型中表现出一致趋向，即在强调家庭责任的同时凸显了对家庭的支持。其政策意涵在于，不同国家应以更加包容、积极的视野促成不同政策主体的合力，以此调和“家庭主义”“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的关系，推动家庭整体与成员个体目标的协调发展，并促进资源在家庭成员内部的均衡配置。

政策实践是社会工作者建构公共生活的核心路径。随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普及，社会服务机构中社会工作者的政策实践成了新时代中国社会工作事业发展的重要命题。对以上海市A青少年社会服务机构中社会工作者为例的焦点小组的研究表明，非营利社会服务机构中的社会工作者目前对政策实践有一定的认识，但不完整和确切。青少年社会工作者认为自身在政策实践上的影响力小，他们的既有行动尚处于一种自生状态，表现为政策实践主要是以协商参与为本质的发声倡导实践。与体制内的层级关联既限定了社会工作者建构公共生活的时空结构，也为社会工作者的政策实践提供了条件与载体。在这一过程中，青少年社会工作者积极发挥主体能动性，通过与外在结构的互动、协商或妥协展现了以发声倡导为主的实践结果。社会工作者自身能动性与结构的互构框架为本土社会工作在未来政策实践上的角色澄清和机制建设提供了启发。

作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推动者，数以万计的中国农民工从农村涌入城市，离土又离乡，而其福利诉求却成为难以言说的现代性之觞。对此，中国政府自进入21世纪以来进行了积极的政策推动。反观农民工群体，参保意愿低和“退保”逆潮并行。在此背景下，农民工群体的微观福利态度开始得到国内学者的关切，并初步实现了与国际学术界有关福利态度的对接。本研究立足西方已有的理论视角，构建了以个体自利模型、主观视角（生活境况自评）和意识形态为要素的分析框架，分析了北京市农民工群体的福利态度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整体上，农民工群体对政府的福利责任态度表现出较高的认同度。分步骤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显示，个体自利模型、主观视角和意识形态等变量在不同的福利态度问题上显现出大小和方向上的差异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