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正义的维护者与捍卫者，法律与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是社会有序运转的基本条件之一。伴随工业化的发展，法律与社会工作在不同阶段呈现内在亲和、相对疏离和重新回归的交互特征。在互构过程中，法律赋权并约束社会工作，而社会工作则以社会建构的行动路径反作用于法律。观照当前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这就要求法律以开放的姿态回应社会工作，建立健全专业伦理、社会工作立法和社会工作法，以此奠定社会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为社会工作者践行“社会使命”构筑现实机制。

在工业化浪潮下，家庭普遍经受了冲击与挑战。对此，西方福利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介入了家庭，推动了家庭政策的普及与发展。从纵向看，福利国家家庭政策在褪去了19世纪晚期原初发展的稚嫩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从“家庭主义”向“去家庭化”的黄金时期，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成熟与转型中表现出一致趋向，即在强调家庭责任的同时凸显了对家庭的支持。其政策意涵在于，不同国家应以更加包容、积极的视野促成不同政策主体的合力，以此调和“家庭主义”“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的关系，推动家庭整体与成员个体目标的协调发展，并促进资源在家庭成员内部的均衡配置。

政策实践是社会工作者建构公共生活的核心路径。随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普及，社会服务机构中社会工作者的政策实践成了新时代中国社会工作事业发展的重要命题。对以上海市A青少年社会服务机构中社会工作者为例的焦点小组的研究表明，非营利社会服务机构中的社会工作者目前对政策实践有一定的认识，但不完整和确切。青少年社会工作者认为自身在政策实践上的影响力小，他们的既有行动尚处于一种自生状态，表现为政策实践主要是以协商参与为本质的发声倡导实践。与体制内的层级关联既限定了社会工作者建构公共生活的时空结构，也为社会工作者的政策实践提供了条件与载体。在这一过程中，青少年社会工作者积极发挥主体能动性，通过与外在结构的互动、协商或妥协展现了以发声倡导为主的实践结果。社会工作者自身能动性与结构的互构框架为本土社会工作在未来政策实践上的角色澄清和机制建设提供了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