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城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本质意义在于防范和控制社会风险，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矛盾纠纷虽是社会互动与社会关系的形式之一，但也是社会风险的重要源头。对矛盾纠纷进行动态监测，主要目的就是把握社会中矛盾纠纷潜在的风险及动态趋势，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安全阀”机制，一方面缓解社会冲突的压力；另一方面对重大社会风险起到预警作用。从调查监测的情况看，北京市基层矛盾纠纷及其解决呈现多元化与权威化并存格局，社会风险的相关指标并不凸显。本文重点从重视纠纷监测、有效化解纠纷、加强舆论引导、建立“安全阀”机制、促进社会公平、强化信任社会建设等方面着力推进首都北京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工作。

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居民遭遇污染随之增多，由此引起了较多环境纠纷。水、空气和噪音污染，以及空气、水和垃圾分别是农村和城镇居民所感知的突出环境问题。经验调查发现，更多的农村居民选择诉诸第三方权威来解决环境纠纷，显现出“上层化”而非“金字塔”形态；而应对公域环境问题，居民的行动则趋向于“消极化”。个人和家庭的社会经济力量以及因区域而异的纠纷性质对遭遇环境纠纷者的行动策略选择产生影响。个人和家庭社会经济力量的增强会降低对污染的容忍度，同时也提高对第三方权威解决问题的信心。在不同地区，环境纠纷性质从偶发事件向较普遍社会问题的转变，人们的行动策略也会从自行解决走向“上层化”。

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是农村和农民发展的重要构成，乡—城人口迁移政策以及劳动力市场体制等因素在宏观层面影响着非农转移的规模与速率，农户的关系网络作为社会资本以及劳动力个人人力资本情况构成非农转移的微观机制。经验数据分析表明，农户非农化转移遵循着“闯市场”的机制，即农户与市场的共同演化机制，关系网络主要在个人与市场进行互动时发挥社会资本的一般性影响，而并非通过提供明确的职位信息或为取得职位提供人情帮助，人力资本中的受教育水平对非农转移机会和转移效果都具有积极意义。经验研究的现实启示是，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稳定地转移，既需要有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及社会体制改革，更重要的是政府需要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

本文主要结合作者对乡村社会的调查研究经验，探讨和阐述了乡村振兴的现实条件、乡村振兴与城镇化的关系、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和乡村振兴的大方向四个问题。本文指出，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是一项国家战略，在振兴乡村的路径选择问题上，可能存在国家意志与农民主体性的关系、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关系等问题，我们要坚持差异性和多样性原则。

本文结合以往农村研究所把握的现实经验，从现代化理论视角，分析和探讨在新时代乡村振兴过程中，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际内涵，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切实可行的路径。本文提出，新时代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本质仍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三农”发展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主要是按新发展理念来推进新时期的“三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