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社会性别主流化为分析框架，回顾了1995年以来中国政府在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治理中的行动与作用。本文首先主要回顾了社会性别主流化概念的发展历程、社会性别主流化与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的关系以及相关定义；其次对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研究的概况进行了总体的、分阶段的、分地区和分领域的描述；最后对政府有关促进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治理行动的发展态势、特征、经验、不足进行了总结，并就未来推进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的主流化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前，各地正在深入贯彻落实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团结奋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特别是始行于2006年初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标志着党和政府对农村建设的重视。村民自治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社会各界日渐认识到，农村妇女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是村民自治的实践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动员和组织约占农村人口一半的妇女实践村民自治、参与村民自治，在实践中提高，在参与中受益，是农村村民自治工作题中应有之义，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近两年，党和政府、一些关注性别平等的非政府组织、社会活动家、研究人员等在这种背景下，开展了一些促进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行动，探索促进妇女参政、提高妇女地位、实现性别平等的途径。

政治与决策参与是女性参与发展的重要途径，参政领域的性别平等关系到两性能否平等分享和参与社会经济、教育等其他领域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基础。因此，建立妇女参与政治和决策的指标，并据此进行监测和评估，是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推动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有效途径。

本文以湖南、河北迁西、陕西合阳等地促进农村妇女参政项目为例，对妇联组织和民间妇女组织在促进妇女参政、推进社会性别平等方面的努力、效果与面临的挑战进行归纳、分析与比较。

2005年4月14～15日，由国际劳工组织和“在3+1机制中提高社会性别主流化能力项目”主办、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承办的“反对工作场所性骚扰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此次会议是我国第一次在国家级层面就反对工作场所性骚扰议题展开的研讨，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意味着性骚扰议题作为一个人权议题和法律改革问题在我国的公开化。会议就反对工作场合性骚扰的定义、意义、国际经验、国内实践、在中国的立法可能性等展开了具体深入而有创造性的讨论。

针对影响女性家庭地位的到底是经济因素还是文化因素的争论，本文通过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二者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都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经济因素方面，女性原生家庭的相对优越经济状况、女性本人经济收入的提高和女性对家庭相对更大的经济贡献均有利于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但女性与丈夫的收入差、女性自己的职业社会经济地位（ISEI指数）及其与丈夫职业社会经济地位之差并无统计上的显著影响；文化因素方面，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性别观念的现代化以及居于城镇，都有利于提升女性的家庭地位。

本文基于北京市民政局、妇联、残联以及老龄委等四部门2017～2018年在北京全域内组织实施的困难群体“精准帮扶需求调查”所获取的有关北京市居家失能老人的家庭照护情况的第一手数据资料，对大城市地区居家失能老人的家庭照料支持情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并结合国内外在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中日渐高涨的完善和发展家庭支持政策的呼声，对我国居家养老的相关政策进行了探讨。

女性科技人才是我国女性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策是促进女性科技人才发展与发挥作用的重要手段和工具。近10年来，我国先后出现两波促进妇女参与科技发展的政策丛。对这两波政策丛的出台背景、过程、内容等的分析发现：出台背景方面，第一波政策丛是在推动女性高层人才发展背景下出现的，主要目标是推动更多女性高层科技人才发展，而第二波政策丛是在国家科技发展战略与三孩政策背景下出现，主要目标是推动女性科技人才参与科技创新；出台过程方面，两波政策丛都体现了以调研为支撑的政策倡导；从政策内容来看，两波促进女性科技人才发展的政策丛既有延续性，也有不同的特点：前者更多体现了两性平等发展的理念，后者更多体现了性别包容理念。从政策效应来看，第一波政策丛取得了直接效果，第二波政策丛更多体现出政策引导的间接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