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渔民在“双转”政策的安排下，放弃捕捞，转向养殖与加工产业，甚至置地为民，为海洋生态保护、渔业资源的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政策实施后，政府并没有从渔民的视角来审视政策的效果。在风险社会的理论认识下，渔民在“双转”前后的收入、社会保障情况，以及对“双转”政策的评价，能凸显出渔民的风险社会特点，需要我们系统地应对。

2017年是“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年度，我国海洋管理在“海洋强国”“蓝色经济”“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指导下砥砺前行。本文阐述了“海洋管理”的内涵、发展和制度基础，并基于我国海洋管理领域的发展情况梳理了2017年海洋生态建设、海洋功能区统筹和海洋立法执法等方面的管理新规与理论探索，发现其呈现下列特征：海洋生态是海洋管理的核心；海洋管理体制还在建设中，主要集中在落实海洋立法补充、海洋行政督察等方面。同时，海洋管理还面临海洋生态紧迫、海洋国际环境变幻、海洋管理体制职能交叉等挑战。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国海洋管理将呈现的是蓝色经济和生态环境均衡发展、海陆管理统筹发展以及海权能力综合发展的趋势。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和趋势，我国在推进海洋立法工作、海洋管理体制建设、海洋执法力量的整合优化工作的同时，也要注意公民的海洋意识、海洋人才、海洋公共服务等海洋强国软实力的指标建设。

面对发展农业经济的迫切要求，仿效农民合作社成立的渔民合作社，是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和创新，一定程度缓解了渔民生产能力落后及海洋生态环境破坏加速的问题。但渔民合作社的发展也存在诸多问题，合作社遭遇组织力量薄弱、竞争力不足、生产资料占有不均衡等问题，最终导致绝大多数的渔民合作社名存实亡。广东省阳江市东平镇的某渔民合作社却依据现实问题另辟蹊径，进行组织转化、优化资本、生产创新，靠建立适应市场的公司制度而发展起来。本研究发现，渔民合作社转向公司化治理，扩大规模、提高知名度、提高生产要素间的配置效率，应该是渔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

海洋沿岸捕捞渔民文化水平偏低，谋生手段单一，且目前依然坚持从事捕捞活动的渔民更多的是无学历、只会捕鱼的中老年渔民，他们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社会保障，与其他社会阶层交流较少，更不愿意与政府部门打交道，其承担风险的能力也是最差的。尽管年青一代的渔民有了更多的谋生出路，但因为老一辈的影响和家庭的羁绊，能突破上一辈因循守旧的生活轨迹的也是少之又少。在海洋生态保护日常加强、沿岸捕捞作业越来越受控制的情况下，引导新生代的渔民转向其他产业，增强他们应对风险和突发事件的能力，重要的出路就是强化他们的社会保障意识，打造更加适合他们的社会保障政策，从而使他们勇于进取，改造自己，融入新时代。本文通过对沿岸捕捞渔民的访谈、观察，着重从渔民的社会保障组成、落实和渔民对社会保障的认知感受、期待等方面进行分析，探究沿岸捕捞渔民社会保障体系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

2021年，我国海洋公益服务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我国海事搜救的成功率保持在一个稳定的高度；海洋观测调查的新装备、新技术不断涌现，成为推动我国海洋观测调查与预报和海洋防灾减灾能力提升的坚实助力。在法治方面，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不断完善。在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十四五”规划的指导下，我国海洋公益服务的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日益深化，地方性海洋公益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但就我国海洋公益服务发展现状与国际形势来看，海洋公益服务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现代化的发展和宣传以及国际合作仍需要加强。

2022年，疫情逐渐趋于缓和，我国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我国海上救援的成功率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并且较上年有所提升；海洋科考活动以及海洋观测、科考的新装备和新技术为海洋公益事业发展提供了稳定完善的数据；海洋公益诉讼在双高发布的关于公益诉讼的规定的指导下不断完善。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我国海洋公益服务事业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海洋公益服务事业的国际性和地方性不断凸显，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日益深化，各地区海洋公益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但在国际化水平、海洋公益人才的培养以及现代化发展方面仍有可提升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