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学科创建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后期，由于它的研究范式无法回答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保持和增进人类福利的问题，学科面临严峻的挑战。在回应挑战的努力中，学科观察和研究社会问题的角度和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单纯的政府决策向着多个社会主体共同决策转变；从再分配与消费取向向着生产和社会投资进入再分配领域转变。一个原本属于非生产性的学科正在走向生产性，显示了这个学科正在经历研究范式的演化。本文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考察，在此基础上，就中国社会政策学科的建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自我调节的市场扩展与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对立与协调，是社会政策研究中的学术焦点。第二次社会大转变以来，随着社会失序、劳资对立、政府低效、多元文化冲突等问题的激增和频发，社会政策焦点干预由单一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积极地转向融合经济和社会含义的“发展”，这也是社会政策新思维的结果。就中国而言，当前社会政策研究的关键是培育公共空间。

本文将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定义为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全面保护或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中国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农村社会保障。它不同于工业社会保障，是从社会保护的政策视角去推进农村发展。它既要改变农村发展的单纯经济政策导向，又要改变单纯社会救助政策导向，而要以促进农村社会整体发展为主导，探索一条新路。本文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借鉴东亚农村发展模式：立法倡导综合性农协组织及其体系的建立和成长，以及就地多元化等发展思路。

本文认为，治理（Governace）与规管（Regulation）的研究是中国目前医疗卫生研究的薄弱环节，需要特别引起重视。文章从基本卫生与新医新药的双轨制造成治理和规管的难题入手，运用规管的视角，分析了投入不足、医疗保险低覆盖、药品和医疗机械价格不合理、公立医院的体制障碍和卫生行政部门监管不力等5个使医疗卫生陷入困境的论点，提出放弃治理与规管不但导致所有的现行问题更加严重，而且也使修正的行为变得没有意义或具负面效应。最后，作者讨论了中国规管失效的一般性原因，提出建立独立于行政机构的公立卫生服务规管机构可能是推进中国医疗卫生公平，实现全民初级卫生保健的一种规范性选择。

本文提出，第四域（事业域）是相对独立于市场（第一域）、政府（第二域）和志愿域（第三域）的由社会公共服务运营机构组成的领域。其目的是试图走一条中间道路，将计划体制下政府的公共执行部分——事业部门，重构为市场体制下的第四域。并将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培尔隆（Michel Peillon）的社会福利场域理论与桑德（Saunder H.H）的关系权力理论整合为论证第四域独立于其他三个域的权力与利益的关系构型理论。本文提出，构建第四域一为推进中国的社会公益事业健康发展，二为解决第三部门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模糊性、含混性的难题，三为适应21世纪公共服务供给迅猛增长的需要。

本文以天津鹤童老人院为案例，论述了中国第一家民间社会福利团体兴办非营利养老机构的经营方式。提出转型时期由于养老院的有效需求不足，中国养老机构必须以福利型即非营利性为主。为此，需要调整政府政策，再造养老机构公共产品的生产经营环境。同时探讨了引导私营企业办的养老机构向非营利机构转制的可能性。

中国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的大讨论集中在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之路该怎么走。笔者认为，应该走既非行政化又非私人化的第三条道路即公共服务产业发展道路。医疗卫生是市场体制下的公共服务产业，应该建立产业的提供者、生产者和使用者三者之间的常规发展关系。中国在破除了医疗卫生领域的行政供给制之后，政府未能承担规划、融资、管理、评估、监督等产业提供者的功能，让产业的生产者——医院、卫生院自行取代了政府责任，致使使用者陷入困境。公共服务产业的关键不在于鉴别生产者的身份是“公”还是“私”，而是公共服务提供者能否建立一套新的产业规则，让生产者在提供者面前进行活跃的竞争，以提供质优量足的服务。笔者用公共服务产业理论分析农村卫生服务，提出要冲破政事合一的行政体制，建设代表农民健康利益的新的社区公权力体系。这个体系以乡镇为基础，建构包括社区公共资产、社区公权力委托代理、集体签约与购买、社区农民合作组织、运营规范、资源配置、筹款与评估等7项运行规则，还要通过社会政策试验进行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