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访谈”涉及的是一种研究者与被访者在面对面情况下的我群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研究者需要悬置自己的知识体系与立场，通过交谈，进入被访者的日常生活中去；同时还需要随时保持反思性的观察，以便能够发现并追问问题与事件。访谈的结构需要依从日常生活本身的结构，需要从被访者的生活世界与生命史当中去寻求事件的目的动机与原因动机、主观与客观方面的意义。这样才能够对事件或者问题做出判断，进而对被访者做出“类”的概括并达到对访谈内容的普遍意义的认识。

女性研究的物件虽然是全方位的（即应该包含社会各阶层的妇女），但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在中国城乡社会中占女性人口多数的非精英群体即普通妇女群体，这样的妇女既非政治精英，也非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但却是城乡社会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妇女运动史看，她们固然被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所型塑，但一旦觉醒，必定是妇女解放的中坚力量。而她们的思想轨迹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现代中国尤其是1949年后的社会变迁的深入影响。

在原初的意义上，手机不是本国工业的产品，它是全球化背景下国外的企业或跨国公司通过高科技产品进入中国国内市场并试图占据足够市场份额以获取优厚利润的一个表现。所以，对一般的中国消费者来说，接受和购买这样的产品的前提是人家向你提供了什么，即这本不是国外的企业或跨国公司根据中国消费者的需求为他们生产的产品，而是国外的企业或跨国公司利用新的科学技术生产出产品然后来中国推销，让中国消费者接受和使用。但问题是，农民工在众多的 高科技产品（如电脑、MP3、数码相机及手机）中为什么不选择别的而只是对手机情有独钟？显然，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理解农民工赋予这一行动（购买和使用手机）的意义，而对这样的意义的体察必须联系农民工的生存环境和自身特点。

本文的目的是考察在经济体制变革和私有化的影响下，村庄公共权威的特征和农村精英采用的策略，及其背后的制度变迁。本文试图以日常生活和制度体系之间的互相影响为切入点，探讨并回答以下的问题：①基层政权当前的基本目标和利益何在，即村庄公共权威的边界问题；②基层政权和精英如何组织和运作这种权威机制，以使它被社区成员接受，即村庄公共权威的结构问题；③公共管理和控制的程度和手段，以及普通村民认同和回应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即村庄公共权威的领域问题。

本文首先介绍“国家政治”与村庄政治的区分、媒体边界的明晰与行动的理性化、妇女对参与选举与选举结果的解释，以及日常生活政治的另一具体表现，进而得出结论：在村庄的家族或利益群体有着明晰的边界的前提下，村民（农村妇女）的日常交往圈子既可经由他们的理性选择而得以形成，也可经由他们的理性选择而得以改变。

1981年，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才不久，我那时还是社会学学术队伍中对社会学这门学科认识还十分肤浅的新兵，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作。这时忽然听到一个消息，费孝通教授要四访江村，而且还要从南开大学哲学系（后来在此基础上组建了社会学系）以及上海和南京的高校、科研单位中抽调人手，组织一支科研队伍，在江村开展社会调查。对我来说，这应该是第一次正规的学术训练和田野调查，所以我很投入，因此也获得了难能可贵的经验和提高。本文记录了当年调查的若干片段。

本文对我国改革开放15年来的社会结构变迁作了总体描述和概括性分析。文章认为，改革前重国家、轻社会的模式已经改变，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开始形成；社会结构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社会整合由行政性整合向契约性整合转变；国家与组织（单位）的关系由总体生存模式向独立生存模式转变；原有的城乡各种身份系列为一种新的、以职业身份为标志的身份系列所取代；全国一盘棋的区域格局被打破，地方社区开始成为利益主体。文章还指出，社会整合明显滞后所导致的分化与整合过程的不同步，是现阶段社会运行的一对基本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