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政府积极参与了大会文件《北京宣言》和《北京行动纲领》（以下简称《行动纲领》）的制定，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大会开幕式上代表中国政府做出了“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的承诺。为推动落实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执行《行动纲领》的战略规划，我国出台和完善了多个推动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的政策法规。1995年开始实施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直接回应北京世妇会的精神，制定了具体的目标与政策措施；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实行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国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逐步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各项制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回顾和评估《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成为国际上的惯例。各国政府每五年向联合国提交报告，接受评估。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都会召开会议，总结成绩，分析问题，讨论下一阶段的行动策略。民间机构也以各种方式参与回顾与评估，政策研究是最重要的方式之一。例如，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GAD）网络组织专家完成了《中国妇女发展报告（’95+10）》（王金玲，2005）、《中国妇女发展报告No.2（2007）：妇女与传媒》（王金玲，2007）和《社会性别与妇女反贫困》（赵群、王云仙，2011）。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和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也致力于政策研究，如《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李慧英，2002）、《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之二）》（李慧英，2014）。这些著作回顾世妇会召开以来妇女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分析问题与挑战，为政策制定、行动和发展规划提供依据。本项目延续这一做法，基于民间组织的实践与关切，以维护妇女的权益与权利为原则，以系列国际公约的理念及其战略、行动与方法为标准，从性别公正的视角进行政策分析，总结妇女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并探讨解决之道。

妇联推动妇女发展事业经历了一个从理念模糊到目标明确、从处于工作边缘到成为工作中心的进化过程。在30多年的转型历程里，权利导向的公共参与是妇联一直努力的方向，妇联越来越强调自身的服务与维权功能，致力于从工作和组织两个层面拓宽基层妇女的参与空间，并于2013年修改妇联章程第一条，首次明文规定，妇联不仅要团结和动员妇女参与经济建设，还要团结和动员妇女参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不过，从目前的实践看，妇联动员妇女参与的领域以及提供给妇女的参与渠道都还比较有限，其承担的双重角色和“政权支柱”定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改制创新的空间和步伐。民间妇女组织积极鼓励妇女参与社会各领域，把促进妇女权利作为妇女参与的首要目标。近些年，借助互联网技术，妇女参与的人数规模、地域范围与议题领域都明显扩展，妇女参与的形式与途径也明显增加。但是，由于缺乏资源，民间妇女组织的抗风险能力较弱。显然，在妇女发展领域推动权利导向的公共参与是妇联和民间妇女组织都确认的工作策略，而两者在这方面各有劣势，同时又优势互补，因此，可以尝试建立更有效的合作机制。在未来，希望妇联与民间妇女组织都充分发挥自身的智慧，逐步扩展合作空间，一起推动妇女发展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