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阐述了同龄人司法，研究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参与模式的反思与超越。少年司法制度是司法制度中最具有创新性和开放性的领域之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多年来，我国针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推出了一系列参与制度和措施，如指定辩护、合适成年人到场、社会调查、圆桌审判等无不体现出国家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人性关怀，并获得了新《刑事诉讼法》的确认。但在具体的前进路上，总是充满荆棘与坎坷，这些改革措施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司法实践的需求，弊端已逐渐凸显。应然与实然的纠结、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使我们不得不寻求一种新的参与模式作为对实现社会发展的实质回应，作为对成年人参与模式的狭隘性突破，更作为对传统思维方式的反思和超越。本文试图借鉴美国青少年刑事司法模式中的“同龄人司法”，结合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实践语境探索新的改革思路，以求更好地发挥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多功能特点。

本章的主要内容是广场舞纠纷的权利博弈与求解——论容忍义务的边界与限度。首先是临摹：广场舞纠纷的现实剪影，包括劝阻模式：面对强势“大妈”的望洋兴叹；求助模式：多部门齐抓共管徒叹奈何；反击模式：形形色色的法外救济是否反应过激。其次是揭示：舞者与反舞者的权利冲突，包括矛盾普遍性下的利益冲突常态化；公共空间匮乏下的权利资源争夺；权利边界模糊下的权利行使越界；利己主义支配下的权利本性扩张；然后是抉择：舞者与反舞者的利益取舍，包括功利主义下的被迫双赢；边际报酬递减下的自我约束；公平、正义理念下的利益平衡；权利相对性下的双向限制。第四是思索：舞者与反舞者容忍义务生成，包括理论基础：不可量物侵害容忍制度的启发；内涵界定：容忍义务内涵的多重思考。最后是探寻：广场舞纠纷的司法救济之策，包括司法准入：广场舞纠纷的程序性审查；禁令救济：广场舞纠纷的责任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