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国最严重的渤海溢油事故并未完结。2012年，溢油事故后续的污染治理、环境修复、受害者赔偿始终风波不断。一面是国内法院面对渔民巨额索赔诉求的麻木，一面是农业部、海洋局以行政力量用力推动“一揽子”的赔偿方案，一场原本可以成为国内海洋溢油污染治理、损害赔偿经典案例的事故，再次落入维稳窠臼，导致愤怒的渔民远赴美国寻求司法救济，给一起原本并不复杂的事件，留下了重重隐患。而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的其他海洋污染事件频发，海洋环境状况不容乐观，海洋污染却因远在人们的视线之外而被漠视。

本文比较了中、英两国政府应对各自首都爆发的严重空气污染时的决策过程，以此呈现不同的体制和治理传统在处理近似环境危机时的不同表现，尤其关注不同政府如何在行政体系内部和社会层面对决策达成共识。中国政府的决策体现了相对封闭的政治动员模式。中国政府能够对社会关切做出快速反应，政策出台非常高效，但整个过程缺乏充分讨论。政府全面主导雾霾议程后，一度活跃的社会动员和参与的空间迅速萎缩。这种表面上高效的决策模式很可能会给执行阶段预留风险空间。伦敦空气污染危机决策过程虽然显得比较迟滞，但英国政府更注意在立法、行政体系内部和社会层面达成共识，给技术讨论、利益谈判和社会自我动员留下更多的时间和空间，长远来看有助于降低政策执行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