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11月1日零时，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总人口为1332810869人。其中，男性约占51.19%，女性约占48.81%；总人口性别比为104.90；流动人口超过2.6个亿。从人口性别结构看，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当时性别比最高的是天津（114.52），其次是海南（112.58），而后是广东（108.98）、广西（108.26）、内蒙古（108.17）；城市人口中，性别比最高的是天津（117.63），其次是广东（111.63），第三是海南（110.06）；镇人口中，性别比排在第一位的是西藏（115.96），第二位的是海南（113.93），第三位的是上海（112.44），第四位的是北京（111.7），第五位的是广东（110.61）；农村人口中，性别比最高的是海南（113.33），其次是北京（111.55），而后是内蒙古（111.21）、上海（110.36）、云南（109.65）。上述省、自治区、直辖市，不论从总人口而言，还是从城市、镇或农村人口而言，其性别比失衡的程度都十分严重，均在108以上。受人口迁移、流动以及死亡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出生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的地区，总人口性别比并未呈现出严重失衡的状态，海南、广东等地出生性别比长期持续严重失衡对总人口性别比的影响已然显现，而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则主要是受到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

近几年来，随着电视相亲节目和婚恋影视作品的热播，以及网络相亲平台的备受推崇，人们对于婚恋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青年择偶问题成为人们关心、关注的热门话题。在国内一些大城市，还逐渐兴起了各种形式的相亲会。人们在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经常会谈论年轻人找对象的问题。各种婚恋机构、婚介所，经过改头换面，以新的形式逐渐成长与发展起来。很多商家也嗅到这一市场的味道，纷纷加入进来，给年轻人的择偶与婚恋增添了别样的“烦恼”。父母的催促，亲戚朋友的询问，周围人的关心，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感受到找对象已经成为一个不得不思考的紧要问题。究竟是社会生活方式改变了年轻人的择偶观念，还是青年自身越来越对婚恋问题有了更多的自我意识，抑或是被失衡的性别结构压迫所致？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是否在现实生活中会对青年择偶产生影响？对城乡青年分别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农村青年遭受婚姻挤压的状况及原因如何？城市青年尤其是流动到城市中的青年，他们在性别结构失衡的大背景下，其择偶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内在影响机制如何？以及如何应对这种影响？”等问题，显得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

随着性别失衡影响的逐步显现，城市化、现代化的快速发展，都市生活方式的不断更新，“剩男”、“剩女” 现象日渐增多，社会上越来越流行各式各样的相亲活动。

现有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人口基本上处于自然生育状态，出生性别比处于正常值域之内。20世纪80年代后， 出生性别比开始升高，并持续偏高。

通过对集体相亲现象的研究与分析，笔者发现大型相亲会是一个在城市中婚姻市场性别失衡较为严重的“场域”，集体相亲是性别失衡影响和后果扩散到城市范围内的一种可能表现。对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变化历程、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衡的主要表现进行分析，再加上基于梯度偏好假设下对我国未婚人口的择偶拥挤状况的结构性分析和预测，可以看出在性别结构失衡的背景下，在城市中生活的青年与农村青年同样面临着择偶方面的诸多问题。以往研究可能更多关心的是农村地区，而忽略了在社会流动的背景下性别失衡对城市地区青年择偶的影响以及相关影响和后果的扩散问题。因此，本研究在问卷调查的设计上主要针对的是城市地区的青年，其中包括流动到城市里来打工的青年、因工作原因长时间定居在城市的青年以及本地城市的在职青年，研究的重点在于解释性别失衡对城市青年择偶所造成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

为了全面、深入研究和分析城市青年面临的择偶问题，在问卷设计中，笔者将“择偶模式”这一概念进行了操作化，分择偶时间、择偶形式、择偶途径、择偶条件自评、择偶标准、择偶参谋、择偶地域范围等多个方面，分别用不同的变量和指标来进行测量。其中，择偶时间包括“合适恋爱年龄（男）”、“合适恋爱年龄（女）”、“合适结婚年龄（男）”、“合适结婚年龄（女）”以及“自身理想结婚年龄”等5个指标；择偶形式包含“婚姻介绍所、广告征婚、网络交友、电视相亲、大型相亲会”等5个不同取值；择偶途径包含“在一个单位工作、偶然机会相识、原来的同学、同事朋友介绍、父母或家人介绍、工作关系认识、从小就认识、通过互联网认识、通过婚介介绍认识及其他”等10个不同取值；择偶条件自评主要包括“相貌、身材、健康状况、学历、职业、经济收入、脾气性格、事业发展潜力、家务操持能力、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综合条件”等11项目，分别用“很差”、“较差”、“一般”、“较好”和“很好”等5不同取值来进行测量；择偶标准包括“身材、年龄、人品、相貌、职业、收入、住房、户口、孝顺、婚史、责任心、事业心、家庭背景、两人感情、能力才干、身体健康、性格脾气、气质修养、文化程度、生活习惯及其他”等21个不同取值；择偶参谋包含“父母、兄弟姐妹、其他亲戚、同事、同行、同学、老师、朋友、其他及自己决定”等10个不同取值；择偶地域范围包含“农村、镇、县城（包括县级市）、城市（地级市及以上）及其他”等5个不同取值。对此次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将主要围绕上述多个方面来进行。

当代城市青年的择偶状况如何，具有怎样的群体差异和表现特征，这是本研究关心的基本问题。只有全面了解和掌握城市青年的择偶现状，才能进行后续更为深入的分析。在前一章中，笔者已经对城市青年择偶现状调查的基本结果进行了呈现。本章将根据“青年发展状况”问卷调查的数据结果，运用SPSS18.0软件，分行业、地域、年龄组和文化程度，对城市青年择偶状况所涉及的各个变量做交互统计，进行卡方检验、均值比较或方差分析，从而对性别失衡与城市青年择偶状况之间的关系做出初步探讨。

性别失衡是否以及通过怎样的方式或途径影响城市青年择偶呢？按照研究目的的类型来说，本书应当属于解释性研究。这种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发现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即因变量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受到自变量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学的问卷调查研究往往不能够像实验研究那样明确地得到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较为确定的因果关系。而本研究所关注的城市青年择偶，由于受到社会生活中如父母家庭背景、社会经济资本及社交心理因素等多种变量的影响，几乎不大可能通过问卷调查研究的方式，明确得出性别失衡与城市青年择偶之间的确定因果关系。基于此，在本研究中，权且将性别失衡界定为“自变量”，而其他中间变量如“父母家庭背景”、“社会经济资本”、“社交心理因素”等界定为“解释变量”，而将所要考察的受到“自变量”和其他“解释变量”影响的变量——择偶模式称为“因变量”。本章着重考察性别失衡对城市青年择偶的直接影响，也就是说性别失衡可能会直接给城市青年择偶带来哪些问题，即在不加入其他解释变量的前提下，对性别失衡在城市青年择偶过程中的影响进行研究与分析。

择偶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在性别结构失衡的背景下，城市青年择偶也可能还会受到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理论分析来看，在中国，父母家庭（包括父母亲的自身因素、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对子女择偶的影响力）、各类资本（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心理因素（个人的性格特征、社会交往能力）等因素，都有可能会在城市青年择偶过程中发挥影响作用。鉴于此，本章的主要目标是发现影响城市青年择偶的内在机制，并对它们在性别失衡背景下影响作用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以验证相关研究假设。

研究通过利用2014年3~5月笔者在江苏南京、河北保定两地针对“教育业、卫生和社会工作、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等5大类行业18~35岁的957名城市在职青年进行的“青年发展状况”问卷调查数据，结合历次人口普查资料，尤其是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本研究对性别失衡背景下青年择偶的基本状况进行了初步考察，而后对城市青年择偶在行业、地域、年龄、文化程度上的差异与表现特征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用实证调查数据检验了性别失衡对城市青年择偶的直接影响，进而探讨了影响城市青年择偶的内在机制。